克里托篇

關鍵字：服從、不服從、法律規範、惡法亦法，惡法非法

核心論題：藉與友人克里托之對話，探討服從法律規範與否的意涵、對於不公判決訴諸救濟，公民不服從行動的正當性。藉以延伸出惡法亦法、惡法非法論兩者的爭辯。

摘要：

   在蘇格拉底被賜死前的一個月間，其友人們正計畫營救他。某一天，友人克里托在賄賂獄卒後，於隔天早晨探監並將此計畫告知蘇格拉底、勸他盡快離開雅典城邦。蘇格拉底聽聞此事後，沒有同意克里托及其友人的作法，反而跟他開啟了是否服從城邦法律判決的爭辯。

蘇格拉底認為，即便法庭最終判決對他不公，剝奪其生命、尊嚴，也應當服從此一決定，因為濫用法律的是某一群人、而非制度本身，若逃離城邦等同於是蔑視其法律，甚至進而破壞雅典的民主政制；克里托則認為無論最終判決為何，一旦其結果致使受處分者權益受損、遭迫害，應當捍衛其權益、抗衡制度，其目的不在於蔑視法律。在經歷對公共意見、作惡等方面的論辯後，蘇格拉底仍選擇坦然接受死亡的命運，以代表自己對於雅典城邦政制的信任、美德，德行等良善的追求。

篇章結構:

1. 釐清想法、聆聽公共意見意義

一開始，克里托勸戒蘇格拉底別顧忌法庭上判官等司法人員，乃至雅典城邦全體公民意見而卻步逃跑。於是蘇格拉底就什麼意見、言論該聆聽，而什麼不該聽取進行討論。以言論接收範圍，與其聽從全體公民之意見，不如尊重、聆聽部分言論。言論本身有好壞、善惡之分，應當聽取好、良善的意見，而非壞、惡人的意見，因為提出壞意見的人是愚笨的? 比起責罵、批評，更應接受讚美、吹捧奉承的言論；比起專家的建議，更應關注公眾的看法；比起對公眾意見服從、感到恐懼，更應聽從自稱掌握「真理」的那一個人的言論?

上述的討論，旨在闡釋應聽取的意見類型、及其範疇。若只是單一地聆聽眾人，還是專家、智者賢人個人的意見，都會陷入只聆聽由個人偏好篩選的言論，而忽略了批判、責備等負面言論對個人心智的幫助。但大原則是，有關公眾意見，選擇聽取部分實質性的言論(無論是讚美、批判或責備)，尊重其他言論，選擇聽取良善言論，並內省改進其言行舉止以追求德行。論語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是如此。

2. 作惡、以惡報惡之說

基於人性良善，人不會無故作惡，作惡行為必定是有害、可恥的。人會作惡通常是在出非自願情形下發生，如處於危險、生存等急迫情況下，或是改變自身對法律看法時。因此，蘇格拉底認為無論如何人都不能也不會作惡。在受到他人虐待後，虐待他人之以惡報惡也是一種惡、一種不必要的惡。

由此延伸，他認為離開雅典城邦這行為本身是一種惡，是一種旨在摧毀法律、民主政制，傷害國家乃至全體雅典公民的惡，代表他身為一有德行公民，蔑視與雅典城邦生活規範所締結的協議。縱使他逃去其他城邦生活，那些外邦人也會視他為威脅，因為這行為代表法庭的宣判效力形同一張廢紙，公民恣意破壞城邦生活的規範來圖利自己、損害他人權益，甚至促成城邦政制的崩解、迫使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自相殘殺而作惡。

3. 遵守或違背制度規範

承接於此，蘇格拉底認為在成年擁有投票權後，仍留在雅典城邦生活、參與一切公共參與活動、觀察城邦治理模式，出席並觀察其法律審判運作的一切的人們，代表他們對城邦及其一切制度是良善無害，已默認這一套既定的規範制度、與其締結了契約。所以，不服從法律的判決就等同於撕毀生活在這裡的契約規範、不尊重雅典城邦治理制度，乃至傷害全體公民。

因此，基於公領域之城邦公民關係，逃離至外邦此一行為破壞他與城邦、雅典公民間的信賴基礎，變相摧毀制度、規範，是不具正當性的；就私領域之父母關係，城邦宛如蘇格拉底另一種形式的父母，養育他生活所需的一切、教育他懂得明辨事理，追求智慧美德的道理。他可以選擇順從父母的教導，也可以選擇指出父母所犯的錯誤、並說服其改進之，然而，蘇格拉底看似選擇前者，實則沒有，他所順從、相信的並非是城邦公民，而是制度規範本身，也沒有在法庭上說服審判官改變判決結果，只是坦然地陳述自己的道理。

雖然蘇格拉底最後選擇接受法庭上的判決結果、面對死亡，但對他而言這一舉措是對於城邦生活規範、制度本身的信任，認為制度本身是合法的，不應為了那一群濫用制度冤枉他的人去違背法律，傷害他身邊的家人、親朋好友，其他無涉及該案例的雅典公民們。逃離至外邦就是在破壞城邦運作的最低限度規範、原則。

個人反思:

在克里托篇中，深深敬佩蘇格拉底在面對不公判決、好友勸說下，仍坦然接受死亡命運的安排，而非是為了自己私利選擇貿然行動來破壞、蔑視自己生長多年城邦的運作規範，藉以嘉勉後世的人們相信制度規範的重要，那怕是「最低限度」的規範。另一方面，本人對於此故事感到「絕望的無力」。即便一切行為是依照法律、規範下所行使、受約束的，但是制度規範本身是由人所制訂出來的，就連國家的組成也是圍繞在人，凡事人並非是完美的，我們也會犯錯；法律規範、制度，國家也會犯錯，而非我們所想的如此崇高、理想。

這讓我想到諸多歷史上民族自運動、國家暴力，對特定族群歧視設立的規範案例，比如西班牙佛朗哥軍政府對於人民的迫害、南非戰後長期以來對黑人種族隔離政策的種種壓迫，甘地率印度人民抵制英貨的不合作運動等，這些案例中，即便任何行為皆依據當時的法律規範、制度，但制度本身就是迫害社會上的大多公民、異議分子，某一特定群體，此時該選擇服從國家及其體制還是應當勇於反抗、對政府提出諫言?

說到作惡或惡本身，這裡想分享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出的概念「邪惡的平庸性」或是平庸之惡。鄂蘭認為人並非與生俱來就是邪惡、無惡不作的，邪惡或惡念的形成是來深受所處環境後天影響下逐漸形成的，並且這環境使人將作惡變成一種習慣、對生活的實踐而不自知。例如，他所研究的案例，納粹軍官於戰後紐倫堡大審的辯詞，當時法官問到如何解釋對猶太人的屠殺行為，一位叫艾希曼的軍官道：「我只是奉上級命令行事。」從這位軍官的回覆就不難發現，即便屠殺猶太人是納粹上層高官的命令，仍會為了自身利益、生存考量下選擇服從照作。這案例讓我不斷警惕著現今生活的一切，無論是政黨意識形態的操弄洗腦、民粹主義浪潮對民主的反撲，或是媒體、恐怖主義、宗教等對生活的滲透，唯有適時地檢視一切事物、與他人交流對話，才不會迫使我們不自覺地作惡，甚至演變成大規模另一形式之「恐怖主義」的作惡行為。當然他的說法也飽受後世諸多學者的批評，認為他將人之作惡行為單一歸咎於後天環境因素過於誇大，亦簡化人作惡行為的複雜性、有失偏頗，例如某些人即便出生於貧困、治安敗壞的地方，長大成人後也沒有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