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與多數

 一、假定在蘇格拉底申辯後，你打算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你會說甚麼？

如果我打算聲援蘇格拉底，那主要的目的是說服充滿敵意的同胞，增加蘇格拉底活下來的機會，因此我們要先釐清雅典人充滿敵意的原因。蘇格拉底的審判來自於兩個指控：瀆神、荼毒年輕人，針對這兩點，他已經進行通盤的申論，透過他的申論，我們能發現雅典人不在意教育、對於蘇格拉底究竟是瀆神、不信神的指控也充滿矛盾。

那雅典人充滿敵意的是什麼？我認為是對哲學的藐視和恐懼。因此通過我的演說，我希望能說服我的雅典同胞接受哲學的存在，如同上禮拜，我現在依然想不到說服同胞實踐哲學的理由，但消極的接受、不迫害，也許是最低底線－對於那些清楚為何要追求哲學，不清楚但也想追求哲學之人的保障。

    「親愛的雅典子民，雅典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有引以為傲的體制。我們共同決定事情，並且沒有人能違背我們的大眾決定。我們也擁有審判一個人的權力，就像今日，如果我們願意，我們能合法的奪去蘇格拉底的生命。

所以，我們今天為何審判他？你們認為蘇格拉底正在腐蝕我們的生活，像擾人的蒼蠅，無時無刻的飛舞在我們耳旁，揮之不去，不斷的詢問一些理所當然的問題。他破壞了我們的安寧和和諧，打死他，打死那個擾人的噪音，我們才能耳根清靜的活下去。

說來可笑，我們偉大的城邦居然容不下一隻蒼蠅。如果這就是這個體制最大的能耐，我們不要說自己是最偉大的城邦，因為我們的偉大是欺世盜名，我們不如承認自己並無恙於其他城邦，然後大方地處死蘇格拉底。若我們要稱自己為最偉大的城市，那我們必須要容納蘇格拉底這隻蒼蠅。

這座城邦會因為有了蘇格拉底而偉大。蘇格拉底無所謂任何的貢獻，而是他的存在本身使我們偉大。我們害怕變異－我們強調共善，流放那些和我們不同，也許是過於優秀、過於突出、過於罪惡之人。蘇格拉底的質問如今也讓我們惴惴不安，他詢問我們認為習以為常的任何事，包括人生、包括雅典，包括任何雅典人身上都有的相同特質。

然而究竟是我們生來就相同，還是我們順應了相同？為什麼我們放棄思考不同，而且要去懲罰不甘如此活著的人？而當我們自願放棄這條比較艱難的道路，消極的活著，我們又如何能夠宣稱自我的偉大？一個未經挑戰、不經艱難地城邦，有什麼偉大可言嗎？雅典的人們，我們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們處死蘇格拉底，雅典將不具有任何偉大的證明。因為蘇格拉底就是雅典經得起考驗的證據。

    如同我前述所說，我們的體制其實就是一種選擇。是先人的選擇，束縛我們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這樣的傳承經驗有助於我們平穩、效率的運行社會，但是當逐漸僵化，不可被挑戰時，表面上社會健康穩健，實地裡可能充滿爛瘡化膿，而我們無人知曉。當然你依舊可以怠惰的活著，假裝平穩和效率能使人主流順利，但我們需要留有空間使勤奮的人能幫我們思考體制的選擇，留有空間讓醫生診斷我們的健康狀況。我們要習慣社會的健康檢查，預防比起突如其來的病入膏肓使社會更加平穩。

    我親愛的雅典同胞，請不要處死蘇格拉底。因為他的死亡將會嘲諷雅典的偉大，應驗雅典的結局，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死亡。」

 

倘若少數人因恐懼而噤聲，你是看似無人敢於公開反對的多數人，該如何自制於不侵犯少數人？

多數之所以侵犯少數，源自於政策取捨下的「必要之惡」。因為資源有限，基於效率和必要的最終治理，我們不得不做出決定。因此形成最終政策的多數本身即是透過侵犯、搶奪少數，才能得到優勢和較多的資源。但若是如此，為什麼社會上噤聲、恐懼的反而是少數，而非理應充滿愧疚、羞愧地多數？

多數之所以理直氣壯，我認為是因為多數沒有認知到必要之惡並非是絕對道德、絕對正義，許多時候甚至和正義、道德不沾邊。然而多數的力量會使人混淆道德和正義，個人基於自私、自利的選擇，聚集成為大眾自私、自利的選擇時，躍然成為「公眾利益」。因為彼此擁有相同利益，訴說同樣的理由和說詞，使人心安理得，進一步產生「正確」、「正當」的想法，相對於少數，多數的社會集體情緒容易積累，聲音充斥在各界，而當這樣容易傳達的聲音又加上自以為是的理直氣壯，彷彿多了擴音器，強而有力。少數的利益和考量，變成了麻煩、不合群、「錯誤」，他們不只要面對和自身利益衝突的社會，更要陷入自我懷疑、自我證明的窘境。

因此多數必須認知自身存在，便會帶給少數「惡」，這是最終政策帶來的無可奈何。如此的無可奈何並不合理對少數的頤指氣使，反而應該換取對多數的小心翼翼、滿懷內疚，而且清楚意識「惡」之節點。透過溝通少數，理解惡的產地，並在可以時有意識降低惡的程度，自制於不侵犯少數。

哲學與政府壓制

關鍵字：革命、難以忍受

本篇試圖想要解釋哲學本質和政府壓制的關聯。政府壓制並不直接造成哲學的興盛與否，換言之，無論是獨裁政府、更甚是民主政府，都不直接關聯哲學是否興盛。因此哲學的興盛和政府壓制並不直接，而是來自同時代人對於哲學抗正統本身的警覺性和革命性。然則，民主社會未必就存有此空間。哲學和政府壓制收錄在現實感，也恰好印證我在台灣的現實感和憂慮。我會試圖應用柏林的思想，反思台灣民主的教條和機械對於自由的致命性，而且形成了另一種社會獨裁氛圍。

柏林在文章中討論什麼是哲學、哲學較於經驗科學、規範性科學、文學的差異性比較、以及哲學和政府關係進行辯證。我猜想，哲學的存在本身就是難以忍受的，因為他不似科學有一套技術、清晰且「進步」的發展流程；也不比文學，對於大眾具有複製主流想法的安全感，或者是能技巧性的伸縮自身內容。哲學的癌症是教條，一旦成為主流，他就開始相悖原先的革命意義，因此他是令人坐立不安的，他的存在使人不斷相斥著生活價值本身，隨時準備揭竿起義的顛覆，成為正統之後，隨即死去。因此他也必須體驗著當今的現實感，啟蒙著與他同時代人的心智，帶領人突破原先的思維束縛，而且永無止盡的探勘、發現，因此哲學是從零開始的現實，並不是繼承上一輩的答案，自然不存在進步與否。

我想，對於柏林問出的問題，獨裁政府對於哲學得壓抑是好理解的，有異議的會是非獨裁政府下的壓制。

如果說民主政府沒有存在政府壓制，那可能過於天真，以我國為例。我國教育家對於「正統」的信仰是理所當然的寫進課綱，順利使得一部份的人失去好奇心、缺乏顛覆的思考，無意識的接受政府的正統壓制。但若是這樣我認為並不會造成多大的危機，他們頂多像不會咬人的獵犬看守家門，對於想要挑戰主人、顛覆秩序的革命者，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然而可怕的地方在於－他們會積極地在社會間懲罰、撕咬任何對於「正統」提出質疑的人，而且是機械式、教條式的回覆，而這樣的說詞卻能成功的在台灣引起共鳴和熱烈的歡迎，使台灣人沾沾自喜「我又守護台灣民主！」產生安心感的同時，也在輿論間成功的獨裁每個人。

這也造成了台灣的議題分化。柏林提到在哲學史上，會自然產生一批對於正統束縛性感到不滿的下一時代人，這件事我認為也體現在台灣年輕人層出不窮的歧視性言論上。台灣有許多口號是未經驗證，但卻理所當然的存在，當現實感與口號脫節，論證社會與自身產生了某種特殊的衝突，因為這些字彙不完全有意識地闡述、或者使用中本身存在矛盾情境，下一時代人對此產生了疑惑、挑戰甚至革命，卻從未獲得歷史解釋和同時代人的反思解答，反而遭受社會獨裁的制裁。他們也許會磨平原先獨特、特意的思想和性格，無意識地接受一切；但也可能會就此犬儒，禁聲、遠離社會生活，心理保持不認同但無聲地活著；而激烈者會在長久的社會嘲弄下，偏激、瘋癲。

而上述的現象，甚至達不到哲學的高度。因為我認為台灣是沒有哲學的。哲學是抽象化，在內部的觀念體系彼此看待、相撞、改變社會和個人的強大物質或精神趨勢。而台灣的政治討論，至少就我微小的所知，都是脫離不了現實層面，或至少看不清楚本身抗衡核心是什麼的情況。然而哲學討論並非是獨立於現實，他甚至是牽動現實的，柏林以盧梭和康德舉例，提醒著哲學家對於人心價值的強大和撼動，因此哲學的討論是必要、急迫的，因為他能帶領我們撥開無謂的爭執和雞同鴨講，直面我們內心最無法相容的兩個價值。

然而，寫到這裡我不僅充滿疑惑。在極權政府當中，政府以忘掉問題本身，而非尋找解答手段作為壓制思考的策略，達到政權穩定，這件事是不難理解的。然而對於非獨裁國家的人民信仰式的支持正統，甚至喧鬧、支持、創造政府壓制下一代的理由，又是什麼？

 

關鍵字:大眾文化、娛樂燒書、免疫解毒

   本篇解釋了自由教育的意味：賢人的培養和免疫民主制度的沉淪，我將把重點放在後者，試圖解讀施特勞斯對於現代民主的觀察和解方。

現代的焚書坑儒不是政府的控制，而是娛樂文化的坑殺。

古典民主認為，民主制度是賢良政治。透過政治生活的參與，使公民增進其了解、強化其敏銳度並且達成更高水準的理性發展，甚至是個人美德的培養提升。然而處在２０世紀的「學者」施特勞斯（他似乎不認為自己是哲學家。他在後段的文字中也區分了學者和哲學家的不同，我們不可能是哲人，充其量是和經典溝通的學者。雖然我認為他是，但他說不是就不是。）卻發現現代民主並沒有帶來這些應然，而且從大眾走向了菁英統治。民主是為了使人能參與、決策自身的生活，然而我們卻輕易的放棄，在沒有槍枝抵頭、思想犯罪的年代，選擇擁抱平庸和漠視，讓一小群人輕易的掌握國家乃至於我們這些個體。

究竟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而這個問題可能造成什麼影響？何以解決？

施特勞斯認為，這源自於公民們缺乏公共精神，除了體育和娛樂新聞之外什麼都漠不關心，冷漠的人被追求個人利益的菁英統治，民主制度使人感覺有能動性，但情況可能更糟，我們除了投票其實什麼也改變不了。古典民主似乎成為了一個妄想，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消極的坐以待斃，施特勞斯認為自由教育是一個階梯，從大眾民主制上升到原始的民主文化，大眾民主是病毒，自由教育則是解毒劑。

娛樂代替政府焚書坑儒，因此現代人遺忘、拋棄古典民主的應然追求。透過與經典的對話，我們能建立民主內在的賢良政治。因此自由教育不僅是對完人的追求，不只是個人選項，更可能是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義務。

然而我有些疑惑。施特勞斯對於大眾民主的說法，如果我沒有解讀錯誤，似乎是因為公民將精神致力於娛樂文化，不接近經典、哲人，而不曉得何謂是民主美德。然而民主作為美國人的榮譽標記，他們會不知道何謂是民主嗎？還是從根本上，他們不認為自身有民主責任？施特勞斯如何推論公民從應然的民主想像到實然的民主責任落實？

（我有看到後面一個篇章在談自由教育與責任，不太確定是不是能解答我的疑惑。但時間要到了我讀不完==，如果我有讀完會在留言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