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決的替代方案真的存在？

關鍵詞：暴政、平等與自由的前提、習慣、多數的難以抗拒性

閱讀該書時，我很努力將自己視同一個多數決的局外人，嘗試將自己對於多數決的習性與民主的既有定義拋之腦後，但這樣的慣習是可怕的，極難用一個中立的入戲的角色看待托克維爾對於美國民主的警示，以致於撰文時，充斥著很奇妙的不適感。

多數何以讓我們「心悅誠服」？---自由的幻覺

「多數」的權力地位最可怕的一點，是人人都知曉平等，所以當我們認知到每個人都是相同個體時，數學上的計算就顯得合理，每個人都是1，當有一群人加起來成為多數時，暴力地位立即顯現。

更進一步地說，因為我們認同了平等，以及這個計算方式。即便在某個瞬間，多數的意旨讓我們不適，我們想去反駁多數時，又會受到對方「多數」的身份，而被牽制。我們學會了靜默，學會摸摸鼻子就走。

我們並非沒有想要反駁多數，而是無力反駁，不知道有什麼理由站的住腳，甚至更多時候，連我們都找不到好的理由說服自己多數有什麼不對。

托克維爾給出的解釋是，在美國的民主之下，自由的假象包裝了這一切，使得人們安於少數與多數地位的衝擊，又相信這「仿似階級的群體分類，不如階級那般穩固」，相信「今日少數，明天多數」的可能。

台灣的民主是否也走向相同之路？

托克維爾在文中提到，多數只是做出決定，但他們沒辦法將意志貫徹到細枝末節。

觀察現在的台灣，我們的多數更加穩固，多數做出決定之後，仍然有辦法去監督每個細節，是否如同他們的意志那樣實行。多數的「絕對地位」，無疑增強了正當性，增強了他們要求政府作為的方向，以及決定國家各種大小事的聲音。

在多數地位確立以前，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時是真正的眾聲喧嘩。但可悲的是，一旦投票結束，多數地位確立以後，每個人都學會靜默了。換言之，民主的眾聲喧嘩，僅僅是曇花一現，天亮了做出決定了，人們只能聽從多數的意見。

人們會質疑階級，不質疑多數，成了民主國家中十分弔詭的現象。更好笑的是，人們並非沒有察覺到多數永遠是某些人，但他們卻不出聲，僅是要求「多數要保障少數的權利」，這再次加固了這個遊戲規則，他們承認了自己是少數，並賦予多數更大的權威。

那在民主國家中，除了多數決，還有沒有其他的遊戲規則？

雖然有不少人提出「共識型民主」等方式，但恕我直言，這是不切實際的。如何達成共識？共是真的存在嗎？所有事情都適合用共識來處理嗎？

「異中求同」固然是美好的夢，我們又何嘗不知道現實是什麼樣子。

討論到這裡顯得有點無力，民主政體似乎仰賴這種最簡單、暴力的投票方式，又「遵從／尊崇」多數決，我們似乎找不到別的更好的方式........

那民主的目的為何？

托克維爾對於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給予一個非常簡潔有力的解釋。美國只可能發生暴政，但其他國家是專制，民主國家中，沒有貴族階級會壟斷一切的權力。且貴族階級跟被統治者的利益絕對不同，但民主國家中，被統治者選出的統治者，仍然是公民的一員，利益雖然未必相等，但不會像貴族階級那樣有傷害、互斥的狀況。

我認為多數雖然具有專制那樣的口氣，但其終究不會像貴族那樣成為危害被統治者的角色。但有一個例外，就是多數地位，除了數學上的意義之外，有真實的多數存在。舉例來說，當多數人，除了多數還有一個身份，可能是白人，諸如此類現有的群組分類框架，或是模糊的階級框架，這樣的多數才是真正需要令人害怕的，因為他們有一個「確立的既有利益」，且這個利益，與另一群人有明顯差異。

簡言之，如果我們真的找不到一個比多數決更加便利、更容易形成「虛假的共識（這裏指沒有人會想要破壞這個決定）」，在多數的意義，僅限於數學之上時，多數決是勉強可以被採行的，但如果多數的意義，有族群、膚色、階級時，多數決與貴族專制無異。

消滅家庭？單位的必然與社會的組成

關鍵詞：階級對立、生產與交換、資本、僱傭

這裡我想針對作者在第二章中，針對多數人對共產黨人的批判與質疑中，「消滅家庭」這個做法進行更多的討論。

消滅家庭：教育與文明的重新洗牌

作者認為，家庭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所扮演、存在的形式不同。對於資產階級而言，家庭被資本所包圍，教育與文明基於資本之上，在資產階級的家庭中彰顯。但對於無產階級而言，家庭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們被迫賣淫、獨居。作者用了非常直白的字眼揭示無產階級的孤獨，因為無產者是被剝削者，必須為了生存所汲汲營營，他們並沒有多餘的財富，去建立一個完整的家庭，即便建立了家庭，他們在這個單位內所交流的教育與文明，也跟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差異。換言之，無產階級的家庭，也許不存在我們世俗對「家庭」的幻想與功能。

這背後的問題，其實是「資本為何具有世襲性？」，更進一步說，其實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流動的失望。

這也是為何，共產黨人追求消滅家庭，消滅這種加劇階級固化的「團體」。他們訴求用社會教育來取代家庭教育，避免資產階級強化他們的文明，維持了階級對立的現狀。

我這裡想討論的是，一旦將家庭的單位分解，就能達到作者最初的目的「使無產階級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p44）」?

關於這個問題，必須先釐析作者的目的為何，以及家庭在社會、在政治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作者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取得政治統治，才能打破現有資產與僱傭勞動的無限循環。本質上，雖然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剝削所苦，但又不得不承認，在現有的框架下，無產階級「需要」資產階級的存在，方得存活。故作者的目的，就是打破這個框架，讓社會運轉的齒輪不再是資本。

人類社會作為一個大的單位，其內部具有小的單位，即「家庭」，在家庭之下，方為「個人」。

共產黨人的目的，並不在於將全體置於社會的大單位下，而是透過摧毀資本的個人性，利用集體性的財產，將全部人納入共產黨人的願景之下。但他們也意識到家庭的重要性，所以才強調要消滅家庭。

但作者並未意識到，單位必然存在，即便他不是作為「家庭」的形式，群體性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一，而大單位之下必定有小單位的存在。

消滅家庭可行嗎？

首先，資本的世襲性「可能」會消失，但這句話是遲疑的，我們必須承認，家庭是建立於親緣關係之上，即便共產黨人成功了，家庭的單位也很難被徹底消滅。

換言之，如此一來，在共產黨人急於打破財產私有的目的下，如果家庭的單位難以被分解，是不是財產私有必然存在？即便財產公平了，是否教育、文明、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必然存在？

我想是的。

因為我們身處人間，而人並非公平、無私之生物，我們具有好惡，具有偏袒的特質。只要親緣關係仍然作為一個無懈可擊的「現實」，家庭的「聯繫」就不可能消失。因此，即便人人可以分配的是相同的財富，接受相同的教育，不同家庭間，所能被傳授的意識形態、技能等，仍然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因此，我想大膽的說，在家庭無法被消滅的現實之下，共產黨人的目標是難以被實現的。

憑什麼反對者就是外邦人？

關鍵字：公意、契約、外邦人、個人利益、多數

首先，盧梭在談及「公意（general will）」時，有一個基礎的假定是，當人們集結起來，自認是一個整體時，就只能有一個關係生存與公共幸福的利益 (p131)。換言之，公意的大前提是，具有公民身份。很弔詭的是，作者提到，「公民既然只有一種利益，人民便只有一種意志（p134）」這隱含了人在社會以及個體的角色重疊及模糊不清。如果作為一個個人，其目標是生存，當個人利益與公意有所衝突之時，那什麼才是正確的呢？

作者在第一卷當中，並沒有否認「人性」的概念，他承認了「人性的首要法則是維護自身的生存（p5）」，當人們沒有能力自主生存時，才需要一個集結的力量，去保護眾人，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契約」。

在尊重作者假定的情況下，我想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一、公意vs. 眾意：如何感知公共利益的質變？--如何意識到這僅是個人意見的集結？

眾意指公共利益有「質變」時，公意將是個人意見的集結，而不是全體的意志（眾意）（p132, 註3）。

身處在社會當中，身為公民，我們如何感知到公共利益的質變？有趣的是，事實上，伴隨時代變遷，公共利益的質變可能是在所難免的。我們該警戒的是，如何意識到這僅是個人意見的集結？因為討論什麼是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個過大的命題。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基於私利的意見集結，難以有利於社會。

二、何以確保公民只有一種意見？

人與人之間天生的異質性，會使個人意見產生差異。但為何當人們具有公民身份後，他就可以認知到什麼對全部人是「最好的」？雖然作者並無意討論政體，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藉此回答。在民主社會當中，眾聲喧嘩，雖然有些聲音可能比較大，有些比較小，但沒有聲音會被埋沒。公意，究竟是這種眾聲喧嘩中「討論、爭執」而生？還是「多數」而生？又或者是，作者認為，公意真的存在，那種對全體社會最美好的意志真的存在？

三、憑什麼反對者就是外邦人？

「如果在訂立社會公約的時候出現了反對者的話，這些人的反對也並不能使契約無效，那只不過是不許把這些人包括在契約之內罷了；他們是公民中間的外邦人」（p135）。

這句話是讓人不適的。首先，如果一個人，他反對公意所訂立的社會公約，他就不再受這個契約規範與保障，換言之，他不再是這個社會的公民。但有趣的是，作者的用詞是「公民中間的外邦人」。但在國家的架構之下，如果這個人他想要居留在該國內，那就視同他同意這個公約，服從該國的主權。

究竟是公民身份先存在，還是社會公約先存在？

無庸置疑，是公民身份先存在，才能基於全體公民生存幸福，確定所謂的「公意」，在確定公意為何後，才能制定社會公約。

那憑什麼，反對社會公約者，他的公民身份會陷入弔詭的夾縫之中呢？

我認為，作者在通篇作品中，將公意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公意並非神的意旨的結合（我們不是神，怎能知道什麼是最好最完美的？），公意根本不是無懈可擊的，我們僅能接近他，也必須承認，身而為人，我們一定會犯錯。也許那些反對社會公約的人，才是正確的。換言之，社會公約可能僅僅是「多數的意志」而非「最好的意志」。

另外一點是，人們究竟有沒有自由選擇成為哪個群體的公民的機會？就現實來看，這個選擇的規範很多，更多時候，人們基於他所出生之地，接受這個國家的教育，去服從這個國家的「社會公約」，這裡有很嚴重且危險的內生性。人們並沒有自由選擇的機會，他們「被接受」了這個群體的社會公約，也「被教育」要接納這個契約。如此一來，這個公意，也不過是統治者所先行制定好的罷了，公民與個體，在契約下皆是乙方。

四、《社會契約論》作為一本在世俗下幾乎無庸置疑的政治思想必讀典籍，在今日是否有其必要性？

我認為是不必的，作者雖然站在公意的至高點上，去訴說社會契約存在的美好與必要性。但作者嚴重忽略了人性的劣根性與現實，也忽略了公民身份並非自主選擇，而是「被選擇」的處境。契約本該是雙方合意，但更多時候，是單方面被迫接受。雖然這樣的看法，對作者而言可能是無辜的，但通篇文章總給人一種，處於道德至高點，且無視現實的錯覺。

公共景觀的消失：懲罰與權力作為一種政治策略

關鍵字：肉體、靈魂、公共景觀、政治策略

一種喜劇開演了。這是一種影子表演：公共景觀的消失

作者想討論的是「酷刑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作法，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關身體的懲罰，不再針對身體，而是針對靈魂。透過懲罰人們的攻擊行為，用以懲罰攻擊性。這個轉變的目的，是從對有疼痛感的肉體施行法律，轉而對一個「司法對象」行使法律。

在19世紀開始，精神失常、瘋子、變態，這些概念被接受。懲罰的目的也從懲處違法行為，變成控制個體，改變犯罪傾向。換言之，懲罰想達到的行為，是控制他們「現在的、將來的、可能的」情況，即開始審判靈魂，並掌握社會的行蹤。

這衍生出的問題是，法官並非單純地在審判有罪無罪，也同時在定義一個人是否為瘋子，也不單單只有法官一個審判者。精神科醫師、教育工作者.....，這些人都分享了審判的權力。

對於該文，首先要避免的誤解是，切勿認為懲罰作為公共景觀的消失，以及懲罰個體化的轉變，是來自於集體情感的變化，亦或人道主義的上升，這是完完全全的錯誤。另者，懲罰的個體化並沒有逐漸成為一種原則。

懲罰個體化作為權力策略的結果

作者提到，研究懲罰時，有幾個重要的規則

1. 應將其視作一種複雜的社會功能（unefonction sociale complexe）。

2. 懲罰不單單只是立法的結果，而是一種政治策略（tactique politique）。

3. 刑法跟人文科學不是分隔獨立的系統，要探討的是，他們之間是否有共同的源頭（認識-司法結構過程）。權力技術是刑罰人道化跟對人的體認的原則。

4. 靈魂進入司法場域、科學進入司法實踐--這是否為權力關係干預（investir）肉體產生的結果。

Body Politic：政治經濟（個人覺得政治經管更好理解一點）、政治解剖學

政治與肉體的關係，是規範、順從的互動關係建立，以及身體對於經濟生產力的關聯。權力施加於肉體之上，使其完成某些任務。換言之，肉體是一種「政治工具」，權力對肉體的目的不在於「佔有」，如上述所提，這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功能，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生的策略。

這也是為何作者要強調對「靈魂的懲罰」，在肉體與權力的關係中，靈魂像是一種載體，讓權力得以施加於肉體之上，而符合政治行為者的目的，達成順服與生產。

理想的追求：真理的「單位」為何？「場域」為何？

• 關鍵詞：至善、擺盪、極端痛苦、單位
• 摘要：作者先提及了過去人們對於完美國度的渴望與幻想，以及對於「答案」與「解方」的相信。但「至善」往往難以共存，即便是那些某些時刻我們所堅信最好的價值，也可能與其他價值衝突。一旦我們愚昧地嘗試把特定價值達成極致，就會導致極端的危險，即便是自由與正義也有陷阱，真理在各個社會中的難以共通性，造就了不可能和諧的事實。但作者相信，衝突無可避免，卻可以緩和，達到擺盪的動態平衡，我們也必須認知到決斷是必然的課題。人類社會中會出現各種真理，即便真理跟價值是衝突、是相悖的，只要他們並沒有被輕易地忽略，也沒有被人們盲目的相信與追隨，即足以。

1. 這裡我想提出的是，如果真理是人們共存的重要角色，那真理的單位與範圍為何？
2. 人們對於真理的相信，甚至「信奉」，我認為仍然是有其必要性的，即便這一切可能造成危險。在人類社會中，若我們認清了現實與真理的虛假，我們不再相信那些好的價值可以被實現，這反而是一種更大的危險性，因為我們人人都身處於「社會」這個「單位」之中，相信一種在這個單位下「共通的真理」，是達成和諧的必要性。當然，這個真理僅限於這個單位。
3. 如作者的譬喻，如果我們相信，完美的煎蛋是存在的，那即便代價是要打破好幾個雞蛋，人們也會習以為常。這會導致在所謂的「真理」面前，其他的價值都是不重要的，可以被摧毀的。所以，真理的單位僅限於社會，一旦擴張到國家、擴張到世界，就是一場屠殺，伴隨著極端痛苦的屠殺。
4. 然而，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真理為何？又或者，接近真理的真理為何？
5. 我認為「真理」與「接近真理的真理」，兩者在某一瞬間都是衝突的，我們不可能達成真理，更不可能接近真理，因為在人類社會中，沒有共通的至善，即便是我們口中習以為常的自由、公平、正義，在歷史洪流的某一刻，在當下的人類社會中，都可能是違背真理的。換言之，真理本身就是「不斷變動的」，我們難以去接近他，只能追求。
6. 在另一方面上，如果我們用自己眼中的至善與價值，去形塑真理，其實我們與屠殺者並無兩樣。人們必須意識到完美不可能存在，才能組織社會，就現實上，在「社會」這個產物下，我們勢必要學會找到「共存的支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