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反對者就是外邦人？

關鍵字：公意、契約、外邦人、個人利益、多數

首先，盧梭在談及「公意（general will）」時，有一個基礎的假定是，當人們集結起來，自認是一個整體時，就只能有一個關係生存與公共幸福的利益 (p131)。換言之，公意的大前提是，具有公民身份。很弔詭的是，作者提到，「公民既然只有一種利益，人民便只有一種意志（p134）」這隱含了人在社會以及個體的角色重疊及模糊不清。如果作為一個個人，其目標是生存，當個人利益與公意有所衝突之時，那什麼才是正確的呢？

作者在第一卷當中，並沒有否認「人性」的概念，他承認了「人性的首要法則是維護自身的生存（p5）」，當人們沒有能力自主生存時，才需要一個集結的力量，去保護眾人，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契約」。

在尊重作者假定的情況下，我想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一、公意vs. 眾意：如何感知公共利益的質變？--如何意識到這僅是個人意見的集結？

眾意指公共利益有「質變」時，公意將是個人意見的集結，而不是全體的意志（眾意）（p132, 註3）。

身處在社會當中，身為公民，我們如何感知到公共利益的質變？有趣的是，事實上，伴隨時代變遷，公共利益的質變可能是在所難免的。我們該警戒的是，如何意識到這僅是個人意見的集結？因為討論什麼是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個過大的命題。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基於私利的意見集結，難以有利於社會。

二、何以確保公民只有一種意見？

人與人之間天生的異質性，會使個人意見產生差異。但為何當人們具有公民身份後，他就可以認知到什麼對全部人是「最好的」？雖然作者並無意討論政體，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藉此回答。在民主社會當中，眾聲喧嘩，雖然有些聲音可能比較大，有些比較小，但沒有聲音會被埋沒。公意，究竟是這種眾聲喧嘩中「討論、爭執」而生？還是「多數」而生？又或者是，作者認為，公意真的存在，那種對全體社會最美好的意志真的存在？

三、憑什麼反對者就是外邦人？

「如果在訂立社會公約的時候出現了反對者的話，這些人的反對也並不能使契約無效，那只不過是不許把這些人包括在契約之內罷了；他們是公民中間的外邦人」（p135）。

這句話是讓人不適的。首先，如果一個人，他反對公意所訂立的社會公約，他就不再受這個契約規範與保障，換言之，他不再是這個社會的公民。但有趣的是，作者的用詞是「公民中間的外邦人」。但在國家的架構之下，如果這個人他想要居留在該國內，那就視同他同意這個公約，服從該國的主權。

究竟是公民身份先存在，還是社會公約先存在？

無庸置疑，是公民身份先存在，才能基於全體公民生存幸福，確定所謂的「公意」，在確定公意為何後，才能制定社會公約。

那憑什麼，反對社會公約者，他的公民身份會陷入弔詭的夾縫之中呢？

我認為，作者在通篇作品中，將公意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公意並非神的意旨的結合（我們不是神，怎能知道什麼是最好最完美的？），公意根本不是無懈可擊的，我們僅能接近他，也必須承認，身而為人，我們一定會犯錯。也許那些反對社會公約的人，才是正確的。換言之，社會公約可能僅僅是「多數的意志」而非「最好的意志」。

另外一點是，人們究竟有沒有自由選擇成為哪個群體的公民的機會？就現實來看，這個選擇的規範很多，更多時候，人們基於他所出生之地，接受這個國家的教育，去服從這個國家的「社會公約」，這裡有很嚴重且危險的內生性。人們並沒有自由選擇的機會，他們「被接受」了這個群體的社會公約，也「被教育」要接納這個契約。如此一來，這個公意，也不過是統治者所先行制定好的罷了，公民與個體，在契約下皆是乙方。

四、《社會契約論》作為一本在世俗下幾乎無庸置疑的政治思想必讀典籍，在今日是否有其必要性？

我認為是不必的，作者雖然站在公意的至高點上，去訴說社會契約存在的美好與必要性。但作者嚴重忽略了人性的劣根性與現實，也忽略了公民身份並非自主選擇，而是「被選擇」的處境。契約本該是雙方合意，但更多時候，是單方面被迫接受。雖然這樣的看法，對作者而言可能是無辜的，但通篇文章總給人一種，處於道德至高點，且無視現實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