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定在蘇格拉底申辯後，你打算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你會說甚麼？
如果我打算聲援蘇格拉底，那主要的目的是說服充滿敵意的同胞，增加蘇格拉底活下來的機會，因此我們要先釐清雅典人充滿敵意的原因。蘇格拉底的審判來自於兩個指控：瀆神、荼毒年輕人，針對這兩點，他已經進行通盤的申論，透過他的申論，我們能發現雅典人不在意教育、對於蘇格拉底究竟是瀆神、不信神的指控也充滿矛盾。
那雅典人充滿敵意的是什麼？我認為是對哲學的藐視和恐懼。因此通過我的演說，我希望能說服我的雅典同胞接受哲學的存在，如同上禮拜，我現在依然想不到說服同胞實踐哲學的理由，但消極的接受、不迫害，也許是最低底線－對於那些清楚為何要追求哲學，不清楚但也想追求哲學之人的保障。
「親愛的雅典子民，雅典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有引以為傲的體制。我們共同決定事情，並且沒有人能違背我們的大眾決定。我們也擁有審判一個人的權力，就像今日，如果我們願意，我們能合法的奪去蘇格拉底的生命。
所以，我們今天為何審判他？你們認為蘇格拉底正在腐蝕我們的生活，像擾人的蒼蠅，無時無刻的飛舞在我們耳旁，揮之不去，不斷的詢問一些理所當然的問題。他破壞了我們的安寧和和諧，打死他，打死那個擾人的噪音，我們才能耳根清靜的活下去。
說來可笑，我們偉大的城邦居然容不下一隻蒼蠅。如果這就是這個體制最大的能耐，我們不要說自己是最偉大的城邦，因為我們的偉大是欺世盜名，我們不如承認自己並無恙於其他城邦，然後大方地處死蘇格拉底。若我們要稱自己為最偉大的城市，那我們必須要容納蘇格拉底這隻蒼蠅。
這座城邦會因為有了蘇格拉底而偉大。蘇格拉底無所謂任何的貢獻，而是他的存在本身使我們偉大。我們害怕變異－我們強調共善，流放那些和我們不同，也許是過於優秀、過於突出、過於罪惡之人。蘇格拉底的質問如今也讓我們惴惴不安，他詢問我們認為習以為常的任何事，包括人生、包括雅典，包括任何雅典人身上都有的相同特質。
然而究竟是我們生來就相同，還是我們順應了相同？為什麼我們放棄思考不同，而且要去懲罰不甘如此活著的人？而當我們自願放棄這條比較艱難的道路，消極的活著，我們又如何能夠宣稱自我的偉大？一個未經挑戰、不經艱難地城邦，有什麼偉大可言嗎？雅典的人們，我們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們處死蘇格拉底，雅典將不具有任何偉大的證明。因為蘇格拉底就是雅典經得起考驗的證據。
如同我前述所說，我們的體制其實就是一種選擇。是先人的選擇，束縛我們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這樣的傳承經驗有助於我們平穩、效率的運行社會，但是當逐漸僵化，不可被挑戰時，表面上社會健康穩健，實地裡可能充滿爛瘡化膿，而我們無人知曉。當然你依舊可以怠惰的活著，假裝平穩和效率能使人主流順利，但我們需要留有空間使勤奮的人能幫我們思考體制的選擇，留有空間讓醫生診斷我們的健康狀況。我們要習慣社會的健康檢查，預防比起突如其來的病入膏肓使社會更加平穩。
我親愛的雅典同胞，請不要處死蘇格拉底。因為他的死亡將會嘲諷雅典的偉大，應驗雅典的結局，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死亡。」
倘若少數人因恐懼而噤聲，你是看似無人敢於公開反對的多數人，該如何自制於不侵犯少數人？
多數之所以侵犯少數，源自於政策取捨下的「必要之惡」。因為資源有限，基於效率和必要的最終治理，我們不得不做出決定。因此形成最終政策的多數本身即是透過侵犯、搶奪少數，才能得到優勢和較多的資源。但若是如此，為什麼社會上噤聲、恐懼的反而是少數，而非理應充滿愧疚、羞愧地多數？
多數之所以理直氣壯，我認為是因為多數沒有認知到必要之惡並非是絕對道德、絕對正義，許多時候甚至和正義、道德不沾邊。然而多數的力量會使人混淆道德和正義，個人基於自私、自利的選擇，聚集成為大眾自私、自利的選擇時，躍然成為「公眾利益」。因為彼此擁有相同利益，訴說同樣的理由和說詞，使人心安理得，進一步產生「正確」、「正當」的想法，相對於少數，多數的社會集體情緒容易積累，聲音充斥在各界，而當這樣容易傳達的聲音又加上自以為是的理直氣壯，彷彿多了擴音器，強而有力。少數的利益和考量，變成了麻煩、不合群、「錯誤」，他們不只要面對和自身利益衝突的社會，更要陷入自我懷疑、自我證明的窘境。
因此多數必須認知自身存在，便會帶給少數「惡」，這是最終政策帶來的無可奈何。如此的無可奈何並不合理對少數的頤指氣使，反而應該換取對多數的小心翼翼、滿懷內疚，而且清楚意識「惡」之節點。透過溝通少數，理解惡的產地，並在可以時有意識降低惡的程度，自制於不侵犯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