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在蘇格拉底申辯後,你打算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你會說甚麼?
如果因為大多數人看不清楚真相而選擇不說出真相,對我來說那比任何事都令我感到痛苦。死這件事之所以不令我們害怕是因為無知更可怕,死後的世界聚集了所有說出真相卻不願意被接納的人,就像蘇格拉底說的,在那裡並不會有自以為是了解真相的審判官,更不會有盲從的人們。正因為我們的不盲從和天真地希望眾人了解真相,所以站在這樣的環境下為這個社會說出真相。我們知道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最難的是要逃離邪惡,你們以為逃離了我們所說的就是真理,卻忘記了那些有智慧的人一樣會揭露真相。
對於少數說真話者卻需要面臨這樣的環境,難道這是揭露真相所必須承受的嗎?
倘若少數人因恐懼而噤聲,你是看似無人敢於公開反對的多數人,該如何自制於不侵犯少數人?
多數人的權益在執政者或做決策人的眼中都是相對重要的,但我認為並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一體兩面的。意思是說,多數人的的權益並不見得會侵犯到少數人,或許不會有衝突,但如何讓少數人一樣有被傾聽的權利,我認為也是同樣重要的。我認為如果我是有聲望的多數人,我會促成交流的空間,挑戰那些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否真正代表所有人的聲音,而進一步帶出更多討論的空間。多數人也能透過自身的優勢,思考如何運用這樣的優勢影響彼此的對話,減少多數與少數間的不平等與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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