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論

 時至今日，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政治思想典籍，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 

我認為是的。對於問題後半部的「肯定」，會連帶「肯定」問題的前半部，理由詳後。

（一）由於每位同學皆受過國民義務教育，亦聽過社會契約論的概念，那麼首應探究者，便是高中公民課就社會契約論，傳遞了何種內容：

高中公民老師（乃至部分大學科系）於授課過程中，通常會曲解作者的原始意思，導致高中生只知「公意」係源於全體一致且出於自願的明示（或默示）同意，並推演出「『公意』永遠是公正的；『公意』促成『公益』；凡有不從者，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從而，導出偏誤的結論：「多數」即正確、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注意，這句話的後半段不見了），不然就是破壞社會契約和共同體的公共敵人。

這個自「高中」產出的偏誤結論，應用於此時此刻，便是同胞只願也只會訴諸「對決式民主」、同胞拒絕定期審視締結的社會契約（訂約完，就不在乎了）、同胞拒絕辨明行使「公意」賦予權力的那些同胞，是否確實「依約履行」（受託的同胞違約時，亦不撤換）。由此所生之苦痛與危難，你我均體驗過，且持續上演中。

為何如此？皆因公民課本只見「公意」的頭（從何而來）與尾（結論主張），而完全忽略作者對於達成「公意」設下之種種「條件」（如何可能）。例如，「公意」須建立於「全體」充分了解所涉情況並經充分討論，且公民間無任何勾結關係後，方能產生良好的「公意」結果；且「公意」不能也不會要求無關共同體利益的個別事項。而缺乏此種「條件」的集體，至多不過是由個人意志（私益）疊加而成的「眾意」而非「公意」討論，其結果也將是以犧牲共同體利益為代價，滿足個別的私人意志。（此時，單純計算得票數亦將失去意義，因為多數並非出於全體的自由意志）

無疑，倘典籍內容「完全相等於」高中公民課所學，那我們肯定沒有重複閱讀之必要；但現實顯然不是如此，那我們自應好好重新檢視這部典籍，因為所有學生皆因高中公民課而接收了「錯誤」的概念，且這種「錯誤」若不除去，將造成足以分裂共同體的嚴重後果（典籍的重要性），故時至今日，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這部典籍。何況，（政治學系的）大學生應該要與（只上過公民課的）高中生有所不同（即除去前述「錯誤」），否則，「政治學系」無由作為一個獨立的大學學科。

（二）在回答「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這個問題前，我想先闡明本系的教學目標：政治學系的學生，有能力和意願「糾正」共同體以及同胞們。

詳言之，閱畢典籍後，理應可期待「讀者」除去國立編譯館之荼毒，養成政治方面的判斷力（例如：不盲從），但這僅僅只是從「高中生」蛻變為一位「公民」而已，尚不及「政治學系」的目標。我認為，政治學系不應只發揮「消極」作用（防止學生盲從，淪為「幫兇」），更重要的是，本系塑造出來的學生能提供「積極」作為（揭穿幻象，成就更好的共同體）。試想，一個成天在研究「政府、體制、城邦、共同體、公民」的科系，何以不談論「改善」現況的可行方案？（務必記得，懷疑政治、質疑政治，並非要捨棄政治或反政治，而是為了給出「回應」，以便健全政治）

此外，我認為「『糾正』共同體和同胞」這件事，不僅是政治學系的目標，更是這個學科的「驕傲」所在（試想，拯救同胞和維繫共同體於不墜，難道不值得作為一項志業？難道不值得讚美和感到光榮？）。然而，時至今日，這項「驕傲」正被法律人奪取，當政治學系逃避「最爭議但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問題」時（例如：明知問題所在，卻未曾嘗試解決問題），法律學系便會積極介入，自居共同體和人民之保護者。

務必記得，司法權介入的理由往往是：「政治」無法有效保護人民和國家，政治程序流於「多數暴力」。這簡直就像法律學系狠狠打了政治學系一巴掌，因為這原本並非「法律人」應該做的事（美國制憲者賦予司法權之任務，僅有審判和斷罪，不包括裁決「眾意」）。當作為「最後」一道防線的「法律」開始運作時，即意味著作為「最初」守門機制的「政治」已經失靈了。再次強調，司法權之所以介入共同體，絕非大法官的保守或自由立場所致，而是「政治學系」全面棄守自身的目標和榮耀使命，使法律人不得不肩負起「糾錯」的角色，避免共同體真的瓦解，一切回歸自然狀態。

或許，這也是為何高中常將政治學系和法律學系合稱為「法政學群」：因為法律學系正不斷拾起政治學系丟棄的各種重要價值。試想，「正義」、「平等」、「公正」一詞何時竟成為法律人的專屬代名詞。本系若持續棄守上開教學目標，那在可預見的將來，政治學學士絕對在法學士面前抬不起頭來，不僅僅只是物質利益方面的評價，而是因為法律人在「糾正同胞和共同體」這件事上，做的比本系多，甚至做的比本系好，這應當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三）稍微借用上週兩位黃同學的論點。誠然，18世紀後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同等或更好的政治哲學作品可代替「社會契約論」，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刪除必修課的理由；如果我們都同意某個「核心價值」（因人而異）是本系的教學目標和存在理由，那我認為，任何能傳授該核心價值之途徑皆有成為必修課的「資格」（例如，此處我認為的政治思想），而非反以「尚存其他途徑」為由，否定特定途徑作為必修課的「資格」。一旦否定一門必修課，即代表同學認定該課程「完全無助於」達成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情境 1 ）。因此，這也是為何我認為「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以及「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政治思想典籍」的原因，蓋既已肯認其具「核心價值」，便無法僅以純粹的知識「途徑」為由，否定其作為必修課的「資格」；除非有其他更好的理由。

誠然，不讀洛克、托克維爾、柏拉圖、康德、盧梭等人之著作，並不會因此損害作為「人」的智慧、健康或精神，但我們這裡欲討論的對象是「政治學系的學生」而非單純的「人」。否定一門必修課，即代表同學認為該課程的核心價值應「完全仰賴學生自行探尋、自主學習」（情境 2 ），然而，如果某項「核心價值」重要到足以構成本系的存在理由的話，那麼理應全體政治學系學生均與之接觸，而非僅傳授給部分的本系學生；否則，所稱之「核心價值」其實根本不是核心價值。我認為，「核心價值」應係指「每位」本系學生均應具備的共同根基，關乎一個科系期待塑造的學生特質。再者，納入現實考量，反更應支持我的論點，蓋必修課之所設，係為在短短4年內（或不到18週內）以最大效率引導學生，接觸本系的核心價值，成就本系的教學目標（避免「想學的學生」，不得其門而入）；否則，大學大可取消修業年限的最高上限，任憑學生花數十年無師自通。

至於，學生的入學動機為何（例如：拿到畢業證書），在非所問，因為那無關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或核心價值；特定科系的學生若無法達成特定科系設定的教學目標，便不應授予該人學位，這才是「大學」原有也應有的本質。舉例言之，如果政治學系學生僅止於「不盲從」而無法直面挑戰問題（只有「知」，缺乏「行」），那應該授予該人「社會系」或「哲學系」學位，或是將本系改名為「社會科學系」（因為社會科學不一定要探究政治學系的研究領域；如此始能解釋，為何本系訓練出來的學生，僅有一部分的人能達成前開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

君主論

時至今日，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政治思想典籍，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

 

我將問題拆成兩個部分來回答。

（一）「時至今日，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政治思想典籍？」我認為是的。君王論雖然是馬基維利寫給「王子」（prince）看的，但我們仍可從典籍中的情境，找到某些值得注意之處；讓我們來看看作者到底想說什麼。

我認為，作者欲揭示的是「現實感」：作者從歷史和實踐經驗中，列舉各種實例（某某國王無法保住征服的國家，或無法維繫政權之穩定），意在警惕讀者（即prince），前人失敗的原因（例如：習慣自由生活的人，永遠無法忘記自由和秩序的美好；殘存的貴族勢必成為新革命的領袖；雇傭軍懶散怯弱、外國軍隊不願離去；駐軍會不斷且廣泛的侵犯人民；人民僅受輕微損害時，仍能報復君王；持續性的侵害，人民永遠不可能感到安全；「人」容易變心、忘恩負義；「人」更願意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而不是自己畏懼的人；「人」忘記父親之死比忘記失去遺產來得更快），並據以提出相應之結論（但作者的「建議」，即應採取何種行動，倒不是那麼重要，因為君王論的對象不是我們）。簡言之，作者旨在提醒prince「現實是什麼」（事物在實際上的真實情況，而不是論述事物的想像方面），避免prince自取滅亡。

至於，為何政治學系學生仍須閱讀君王論來注意「現實」，理由在於：此時此刻的學生，對於各種表面上的「普世價值」（資本主義、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的薰陶）往往視為理所當然，而無法加以「懷疑」（本來稍加思考，便可察覺其中之缺陷）。至於，「現實」為何如此重要，理由其實很簡單：「你以為的現實，真的就是現實嗎？」（顯然未必）。當今學子，常誤將「應該是什麼」當作「現實是什麼」（或誤將「不是什麼」當作「是什麼」）進而，將特定語境下之答案，複製貼上至所有地方（忽略一時一地的行為傳統），甚或完全脫離「現實」，只能也只願產出看似「完美」但明顯「不可行」的答案；此種表現，乃哲學系或社會學系特有之行為，無意評論好壞，但我們不是他們，我們是「政治學系」的學生。至於，實然與應然如何「混合」，產出非二選一的更好答案，又是另一件事；在這裡，我只是要強調「現實」占有的地位（任何回答皆無法逃避的「基礎」）。

 

（二）接下來回答第二個問題「時至今日，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我認為是的。前面提過，現實的確很重要，但理解「所處現況」只是第一步（實際上是什麼），而非「終點」（應當是什麼）：

倘若學生只讀君王論或將君王論奉為至高無上的法則，那不僅誤解了我的意思，甚至會產生另一種極端災難：因為「現實」看的太透徹（除暴力、惡德、殘忍外，無法迅速變革），而感到近乎絕望（或失望）的無力感，進而放棄一切的思考與檢視（即不會再問：接下來該怎麼辦？），全面向「現實」投降；顯然，這也不是政治學系學生該有的表現。

哲學系自顧自的製造「問題」，但不會提供答案；歷史系探究已經結束的「過去」，而無法替現在或未來提供明確指引；社會系只能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烏托邦」，原地踏步。政治學系學生應該也必須嘗試的是：正面挑戰問題，提出更進一步的可行答案（儘管不完美），而非逃避問題（逃避與人衝突的緊張關係）。簡言之，「回答問題，解決問題」是政治學系學生要填補（哲學家留下來的）空白，立足於此時此刻，並替未來作出決斷，而非沉淪於毫無意義的教條。

因此，「政治思想」之所以仍應安排為政治系必修課，是為藉各種不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典籍，來提醒政治學系學生：不要對錯不分、真假不辨、陷入無所謂的飄渺虛無；典籍作者說的不見得對，但至少提供我們一個思考「震撼」，訓練學生能產出「出自於自己的答案」，從而，實現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更好的可能性。（單純背誦記憶性的定義知識，無須就讀大學便可輕鬆獲得）經由思考而選擇的A方案，與不經思考而盲從的A方案，雖然結果未變，但兩者代表的意義顯不相同。

 

全景敞視主義

關鍵字：自我規訓、真實的征服、政治解剖學、權力技術學

作者列舉數個「權力機構」歷史進程的例子，試圖揭示「規訓方案」從過去明目張膽的暴力威脅，演變為無聲無息、無孔不入、難以察覺之隱密壓迫；且這種規訓機制具相當好處，包括但不限於實現「權力自動化行使，持續且無失誤的發揮作用，普遍化規訓社會」，個體亦成為權力體系運作之一部（可見又無法確知的權力，確保規訓自動發揮作用）。作者揭示的另一好處是：這種規訓機制，若其他權力機構（領域）與之結合，將產生妙用無窮的功效：工人勤勞（不打混）、學生向學（不偷懶）、犯人改過（不暴動）等。固然，作者想藉由揭示「規訓方案」的歷史進程，警惕毫無自覺的眾人；但現實處境（此時此刻）真的如此淒涼？受壓迫的個體真的無從抵抗？「規訓機制」真的如此神奇且一通百病？我想，有點言過其實，讓我們一一檢視：

（一）幾年前的疫情期間，染疫者依然故我的到處跑跳，似乎未見規訓機制的成效；染疫者之所以配合防疫，並非「自我規訓」所致，恰恰相反，而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集萬千權力於一身，凡有不從者，便祭出高額罰鍰、關進集中檢疫所、拘束於一定封閉空間，物資則由里長或鄰長用籃子送到人們手中。此種情形，難道不是用最明目張膽（可見且可確知）、最嚴格的強制性手段來行使權力？抑或是，作者所述的「自我規訓」機制，並不適用於混亂時期（如17世紀的瘟疫封城），若肯認這點，則「規訓機制」似乎過於「神格化」（即所謂：這種權力的完善，「應」趨向於使其實際運用不再必要）。換言之，個體在極端情況下仍會抵抗，權力主體在極端情況下仍不得不使用「非和平手段」來行使權力（現代雖不再用死刑相逼，但仍有許多威脅手段可資運用），以明確壓制個體來解決問題。時代情境不同，或許會連帶影響「自我規訓」之作用。

（二）學校，一種作者所稱的小型社會觀察站：學校能以各種正當藉口，探查個體（學生、家長）的深層資訊，由淺到深，由下至上，將「監督」逐一施加於全身，從而實現學生的勤奮向學（即所謂：起「積極作用」，強化利用每個人的肉體）。然而，現實恰好相反，學校將每個學生視為至高無上的主體（有稱為：國家的棟樑，未來的希望），深怕這些學生受驚或稍有不滿，便將學校或老師告上法院。對學校而言，探究學生隱私（觀察），只會使學校惹上麻煩，更不用說要施加任何權力於學生；對學生或家長而言，被學校探究隱私（被觀察），往往以「警告」或「斷然拒絕」作為回應，個體絲毫不甩所謂的「權力」，更不用說個體會無法抵抗（權力壓迫於自身）。再者，倘「規訓機制」之功效為真（即所謂：精神對精神的權力，毫不喧嘩，且能產生一系列連鎖效果），那教育現場肯定充滿學習熱忱，我們肯定也不用過度擔憂國家未來（畢竟，學子人人優秀？！同理，應用於工廠與工人時，依「自我規訓」邏輯，國家生產力必定超英趕美）。洋人世界是否如此，雖不清楚，但至少台灣現況是如此。討論情境絕不能僅停留在真空的實驗室中。

（三）接著，來看看監獄、瘋人改造所、少年矯正所。承前所述，若「自我規訓」或「全景敞視建築」真有這麼神奇，那犯人理應不會一天到晚躁動，瘋人和少年犯理應不會一天到晚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此外，依其邏輯（一種獨立於權力行使者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係），獄警也不用配備警械、瘋人改造官也不用把瘋人綁在床上戒護、觀護人也不用緊迫盯人和搜身：畢竟，個體會「自我規訓」，權力由誰行使都會產生「相同」效果，權力也不必以暴力手段實現；殊難想像。

讀到這裡（即所謂：全景敞視模式注定要傳遍整個社會機體，無所不在，毫無時空的中斷而遍佈整個社會，規訓機制徹底滲透社會），忍不住萌生一個念頭：到底是作者說錯了？還是作者說漏了？前者，「規訓機制」根本缺乏神奇功效；後者，「規訓機制」不適用於極端情形（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我假定作者屬於後者。後者經「反面解釋」：倘處於「平時」、「正常」之情境，「自我規訓」或「全景敞視模式」會替「權力」發揮極大功效，人人不犯事不犯錯，且不自知「行為係出於隱密細微的權力壓迫」，從而，人人無從抵抗；一切皆屬普遍且必然的趨勢，果真？

我認為，「人」放棄抵抗（知）和無從抵抗（不知）是兩回事，常見的情況是，人出於現實利益或生活需求之考量，當「規訓機制」的結果剛好符合個體預想時，人就會「選擇」不抵抗。「權力壓迫」不表示一定是壞事（例如：「秩序」能維持安寧生活），「抵抗權力」也不表示一定就是好事（例如：推翻體制、煽動同胞，對多數人而言，顯然不是什麼有意義的事；當然，這要視行為目的而論；但正因如此，文本全部混為一談，更令我困惑）。此外，現實與文本預言亦相反，「被統治者」人數增加，「統治者」的人數仍持續相應增加，顯然，我們的社會仍未完全「自我規訓」；否則，握有權力的那些主體，就不必日日煩惱「如何行使權力，以便調節社會、問題、個體間之衝突」。誠然，作者觀察到的歷史進程，或多或少都展現出「權力轉入隱密底層的日常中安靜行使」，但眾人之所以未抵抗「自我規訓」（將壓迫主動銘刻於自身），很可能只是剛好與自身利害一致，而「選擇」不抵抗，此反應與歷史進程恰好重疊，遂產生眾人無從抵抗之錯覺。若將這種「自我規訓」機制，視為嶄新且完美的政治技術，只會陷入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幻覺，不然就是（誤）以為「人」只是不會反抗的權力客體（奴隸？）。

 

說真話與多數

假定在蘇格拉底申辯後，你打算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你會說甚麼？

一、雅典人，容我提醒，我們是以「人」的身分在做「神」的事，審判乃至斷人生死，「神」才有資格和能力這麼做。我們代行神的權力，是為滿足城邦的秩序需求，但行使審判的過程中，仍不可不慎，因為眾神「全知全能」，不會出錯（我想，雅典人應該同意這一點），而我們作為人只有「有限的智慮」；如此謹慎小心，是為了讓我們的審判，能儘量貼近神在相同情況下，會做出的裁決：即公理正義。針對這一點，我想雅典人也應當同意。

 

二、首先，蘇格拉底被控「毒害青年」，但經過前一輪的申辯，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沒有任何一位年輕人指控過蘇格拉底，這些年輕人的親友也沒有站出來指控蘇格拉底」，顯然，這些年輕人根本沒有受到什麼傷害，也不覺得蘇格拉底的言行有何毒害可言；倘若如此，我們就不應審判此案，理由很簡單：我們希臘人講求行事節制、力求中庸；無人受害的案件，就不應勞師動眾，以刑罰制裁公民。雅典人請記得，眾神在上，神絕對不會因為一點小錯誤，就動用「神罰」，神是寬容的。

 

三、其次，前曾述及，審判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公理正義，審判官唯一要考量的因素只有「控方與辯方所言是否為真」，而無關蘇格拉底的申辯詞是否過於尖銳以致難以容忍；雅典人請記得，眾神在上，神不會被情緒左右；審判官代行神的權力，是為作公正的代表，所以不要被蘇格拉底激怒。畢竟，在這法庭上的每個人都發過誓的：以神之名，所言皆唯真實、證據亦當屬實，認定事實，依法審判。現在，我們應該忘掉蘇格拉底那些令人不快的言論，因為那會影響我們審判，我們不能只因蘇格拉底或原告的言詞是否悅耳，就輕易斷人生死，審判官不是為了施捨公正而存在，審判官必須也只能裁判公正，否則就是對神不敬，雅典人請記得，眾神在上，審判結果絕對不能違反神。因此，我提議，將審判日期延後一個月，唯有在這樣不受干擾的環境中（用時間消除雅典人腦中根深蒂固的錯誤），我們才能發現真相、得到公理，進而貼近神的正義。我們的野蠻鄰居（斯巴達）既然也是如此，我們雅典人自詡為最民主的城邦，自當給予同等甚至更優惠的機會；一個月後，若仍認定蘇格拉底有罪，屆時再處罰也不遲。雅典人請記得，眾神在上，神是寬容的，神有這個耐心等待審判期。畢竟，今天事關生死，唯有充分的時間，方能考察真相，實現公理正義。

 

四、最後，雖然雅典法律規定原告和被告可以各提一種處罰方式，但我們不應受此拘束，如果有必要的話，審判官應該自行創設第三種選擇，以滿足「罪有應得」；雅典人請記得，眾神在上，神在審判時，絕對不會受當事人的主張拘束，神只會做出正義的裁斷。雅典法律是「人」寫的，必然會有不足之處，如果法律不對，我們就要超越法律，而遵從神，我想在座的雅典人應該同意這一點。審判官依法審判，不可能閉著眼睛，機械性的操作法律，而不探求法律的真意（即神的正義）。我們有權超越法律，雅典人請記得，眾神在上，神要求我們公正審判。我的辯護到此結束。

 

倘若少數人因恐懼而噤聲，你是看似無人敢於公開反對的多數人，該如何自制於不侵犯少數人？

 

一、作為獨醒的部分「多數人」，在多數人掌握一切體制內的事務時，行政、立法，乃至司法（別忘了，美國內戰就是因為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密蘇里妥協案而引爆的）都站在少數人的對立面，「我」無力控制多數同胞的行為，更不用說要加以制止多數同胞侵犯少數人，即便我有反對的意願，仍只能眼睜睜目睹多數暴力一次又一次重演。

茲有附言，蘇格拉底是「哲學家」，他選擇受死，是因為相信死後的世界不會比現在更糟（已死之人總不可能又死一次，說不定還能見到眾神，繼續過哲學家的考察生活；且蘇格拉底根本不在乎他的同胞，公民和城邦能否更好，只不過是進行哲學家生活的副產物而已）但，我是「公民」，拒絕加速自己命運的原因在於，受死的另外二分之一結果可能是「虛無世界」，死了不僅無法見證新時代的到來，更無從改善城邦或「創造」更好的體制，死人什麼機會都沒有。別忘了，公民會輪流扮演「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角色，每位公民都有帶領同胞的機會，應耐心等待時機到來，我相信，公民的一生經得起這種等待（等不了的同胞會選擇離開城邦）。別忘了，我們不是蘇格拉底，我們是公民，正因為這種「可能性」存在，即便面對多數暴政，失望的公民更不應輕易赴死。

二、作為多數人的我，保持自制的方法繫於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別忘了，現今的「正統學說」是曾經的「異端邪說」，過去的「真理」是現在的「迷信」。之所以能自制不侵犯少數人的理由在於：既然我無法確定當下是否為最佳狀態，何不持開放態度接納少數人，即使少數人真的說錯了，也不會對城邦造成什麼無可挽回的嚴重損害，因為體制內的一切仍把持在多數人手上。聽完不同意見後，再做出決斷也不遲；若一開始就閉上耳朵，完全不聽少數人的意見，城邦將無法得出更好的解決方案（相較於此時此刻，一時一地），我們是人，不是神。第二個可能性是：別忘了，現在的「多數」也是曾經的「少數」，且大多數的同胞更看重「人」的身分而不是「公民」的身分，他們沒讀過什麼四書五經，但本能上明白「以惡報惡」的道理：你現在怎麼對待同胞，同胞未來就怎麼對待你；再者，當你哪天淪為少數人時，恐將沒有人願意替你出聲。這種未來的可能性，能進一步提醒我不要沉迷於一時的多數表象。

哲學與政府壓制

核心論題：哲學作為解放者，以何種方式，抵抗思想壓制？

關鍵字：趨同的人、思想的解放者、哲學的本質、非科學的學科

1. 源自追求完美的天性，人總是傾向統一的、終極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與目標，並樂於為此犧牲一切（尤其是那些會導致個體「差異」的言論自由）；即使言論自由（更精確的說，異議）不過是呼籲大家「放緩腳步」（而非永久阻絕），在狂熱者面前，也不容存在。但有趣的是，最大膽和最具顛覆性的哲學言論，反而是在哲學最受壓制和最不鼓勵言論自由時所萌芽；對之，在享有充分自由的國家，反未見哲學精神百花齊放。
2. 在回答這種奇特現象前，不可不談哲學的作用和問題的語境。「哲學」如同「解毒劑」般，使人們能對既定常識和深信不疑的「正統」產生新洞見或改變思考的角度，就算只是稍微懷疑，也能讓人們「有機會」從武斷、盲從的負面狀態中走出來。但，解毒劑終究只是解毒劑，只能稍稍「舒緩」已僵化的腦袋，而無法直接除去整體腐化的現狀；哲學和（真正的）哲學家不會告訴你「答案」是什麼，他們提供的只是「嘗試」：讓人有不同思考的「機會」，讓人有挑戰理所當然的「機會」，讓人有改變觀念的「機會」。哲學家無法也不會替你解決問題。
3. 換言之，哲學家的功能只是把思考的「機會」擺在你眼前，至於你要不要行使這個機會（運用這個機會來嘗試解決問題），那都是每個「人」自己的事。倘時間倒回兩千多年前，即便蘇格拉底沒有被處死、即便當時的雅典有容忍異議的充分自由，惟若雅典人不願意行使這種思考的機會（安逸於傳統框架內，努力忘記煩人且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那蘇格拉底的言論對雅典人而言，只是耳邊風，城邦仍會繼續墮落下去，唯一的差別只有：蘇格拉底活著與否。雖然哲學家幫你摘掉了腳鐐（思想障礙），但你的言行卻彷彿腳鐐還在一樣（拒絕反思）。
4. 此外，每個時代、每個城邦、每個社會都有屬於自己的問題，問題若不同，思考途徑自然相異，更不用說，各自的答案只專屬於各自。前曾述及，在受壓制狀態下的哲學和享受充分自由的哲學，從歷史角度來看，兩者似乎表現相當，甚至前者比後者繁榮，我認為原因可能在於：在充分自由的時代，人人都有自由思考和自由談論的機會，既然機會已普遍存在，哲學家便無須因過度悲觀而積極介入人們事務，只須確保人們能任意思考問題的答案，只有當人們因懶惰而完全放棄機會時，哲學家才會偶爾「當頭棒喝」一下；畢竟「解毒劑」只有在「嚴重中毒」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大幅功效，如果根本沒病或沒中毒，還不斷攝入「解毒劑」，反而可能吃出病（例如新的哲學轉為新的僵化正統）。對之，在受壓制的強制年代，人缺乏暢所欲言的機會，人的思辨能力持續處於不成熟的狀態，哲學家自然會義無反顧，拿棍子去敲每個人的頭（顛覆受限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因為每個人都嚴重中毒了；國家的壓制越強，哲學反抗的力道就會越大。或許這就是為何，自由年代與強制年代的哲學精神會呈現如此大的差異：不同處境所需的解毒劑「強度」是不同的，且藥效強不見得是件好事（這代表當下所處的一時一地腐化已深，需要給予強力顛覆和破壞），根治疾病（問題）的方法，只能靠個人自行找尋，無法依賴解毒劑。
5. 因此，單純比較自由年代和強制年代之哲學繁榮，是沒有太多實益的，「上一代」的答案只會僵化「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思考極限，一如作者所述：「哲學活動在不斷變化的新的人類情況中，永遠追求著新答案」，故「哲學」不存在「進步」或「退步」與否之問題，它是不連續的。脫離語境的答案，根本不是答案，只是僵化的教條。

申辯篇、克里托篇

核心論題：何謂「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又為何「應追求此種生活」

關鍵字：不知為不知、正確的認識、公民義務、抗多數困境

 

摘要：

蘇格拉底被控「毒害青年、不信神」而出庭受審，雖然明知自己死定了（難以期待自己能在一天內，消除多數民眾自幼根深蒂固的謊言），但其欲借此機會，以自己的言行論證：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又為何要追求這種「智慧生活觀」。蘇格拉底之死，只是同胞不容「真話」、蘇格拉底拒做有違品行的事（迎合審判團）而已。

 

篇章結構：

（一）承認自己缺乏智慧，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蘇格拉底之所以比他人更有智慧：面對不懂的事情，他人「不懂裝懂」，蘇格拉底則是大方承認自己不懂。這也是為何神諭說：「無『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至於，人為何常「不懂裝懂」，皆因其在自身專業領域上得到成功（而受到某種激勵），進而誤以為自己「也」能在其他領域「複製」同樣的成功（試想，科學方法移植於政治活動），而這種「錯誤」正好遮蔽其原有的智慧。最好的方式是，寧可承認自己的無知，也不要憑有限智慧而自居「全知全能」；如此，方能避免將正確的方法用於錯誤的問題上，從而造成無可挽回的災難。除非你只在乎個人名聲。

 

（二）蘇格拉底的申辯

「人」只會選擇接近善良的公民而非邪惡的傢伙，且「好人」總是對鄰人行善，惡人則總是傷害鄰人。如果接受這個命題，則蘇格拉底不可能在毒害年輕人，因為年輕人不可能選擇接近「邪惡」的蘇格拉底，且蘇格拉底亦不可能為了傷害他人而使自己處於受他人傷害的風險中；再者，倘蘇格拉底真的在毒害年輕人，那為何這些年輕人長大後，他們和他們的親友都沒有為此反過來控告蘇格拉底，合理的解釋是：蘇格拉底一直以來的言行都是公正的。此外，雅典人相信精靈是神的子女，而既然有子女，則必然有其父母（即神的存在），故蘇格拉底並未不信神。因此，兩項主要指控都無由成立。

 

（三）與其貪生怕死，不如為了真理犧牲

（一個有德性的）人，決定是否採取特定行動，只取決於該行為是否正義，而無關生死因素，不要因害怕而不做「好事」（一旦採取某種立場，並相信這種立場是最好的，就該貫徹到底）。因此，蘇格拉底只願服從神（熱愛智慧的生活），而不願屈服於審判團（死刑）；只要蘇格拉底還活著的一天，他就會繼續用同樣的方式「刺激」每個人。茲有附言，蘇格拉底不去公民大會，絕非貪生怕死，而是因為他每多活一天，就能多敦促一個人關注德性，使多一個人有「成為更好的人」之可能，這樣反更有益於城邦整體。畢竟，當時的雅典還是號稱「民主制」的城邦，就已經如此不容他人的異議了（凡事坦承地反對你們⋯⋯想要阻止城邦發生不正義、不合法的事的人，都不可能保全性命），更不用說，在之後的寡頭制裡「參政」會有多麼危險

 

（四）蘇格拉底之死，只會帶來更大的報應

「死刑」對蘇格拉底而言不過只是死了，但城邦所要承受的後果比死更為可怕：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以為自己的生活無需接受他人考察），只在乎金錢名譽（瑣碎的小事），不在乎智慧和真理（價值最大的事），不僅無法成為「更好」的人，亦無法阻止城邦墮落，城邦註定覆滅。除非出現第二隻名為蘇格拉底的「牛虻」，來不斷「喚醒」熟睡、昏迷中的巨大共同體。

 

篇章結構：

（一）多數意見不必照單全收，只須尊重「好意見」

意見有好有壞，只有某些意見才應高度尊重，其他意見則不必理會，不能聽從所有意見。作為一個追求德性、正義行動之人，自應聽從「能完善或改良德性」的智慧意見（例如有這方面知識的專家），而不必過度接收所有人的意見。過度順從（缺乏這方面知識的）眾人意見，只會使自己因錯誤意見作出「不正義」的行動，進而傷害自身、朝壞的方向發展；顯然，這種不義生活並不值得過。因此，當「眾人意見」缺乏正義或真理這方面的知識（金錢、名譽、孩子）時，就不應顧忌眾人說了什麼（壞意見）。

 

（二）不只是單純活著，更重要的是「善良」地活著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人」一定不會以任何方式自願作惡，且「作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是善良的，故追求德性之人一定不能作惡。依此推論，當一個人遭他人傷害時，也不能「以惡報惡」，否則便與「作惡者」無異；但同樣的情形，眾人很可能選擇「以惡報惡」來報復，正因如此，我們才不能過度聽從眾人意見，否則，採取不正義的行動，只會使現況繼續往壞的方向發展。

 

（三）既然選擇留在這裡，就要遵守這裡的規則

如果你對城邦或法律有所不滿，城邦允許你（成年公民）帶著財產自由離開；故個體與城邦簽訂的（默示）協議，並沒有任何不公平之處。而你「選擇」留下來生活，就必須履行該公正協議：接受這裡的規則（遵守法律判決、服從城邦統治）。選擇越獄，就如同違反協議，宣告判決只是張廢紙、人人都可以漠視法律；失去法治的城邦，可以想像離滅亡不遠。

再者，既然選擇留下來，又不願輕易離開，故當城邦或法律犯錯時，公民理應主動「提出建議」，使城邦和法律有改正的「機會」；而非跳過中間步驟，直接摧毀城邦（那是革命家才做的事）。因此，蘇格拉底願意履行協議（接受死刑），避免因選擇越獄，致其「熱愛」的雅典失序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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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不斷刺激他人的「考察」行為（指出他人沒有智慧，只是不懂裝懂），是文中表現出來的正義行動、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但我認為，蘇格拉底之死帶出的這種「智慧生活觀」，不應「僅」解讀為：「指出他人不足之處、責備他人沒有追求更好的靈魂狀態。」畢竟，兩千多年後的此時此刻，人不會只因單純的「妖言惑眾」就被處死，且批判「他人」在當代已是正常不過的事。換言之，這種「智慧生活觀」的著眼點應是「反求諸己」的部分，即承認自己的無知，但「承認無知」也不應理解成「退縮」（將決斷交由他人行使，或陷入相對主義的虛無）；「承認」代表的是「正確認識」自己的有限智慧，而能謙虛且願意「聆聽」他人的意見，以便在作出行動前，能多一分審慎，避免因輕率導致不正義的災難（例如隨意判生，隨意判死）。簡言之，考察「自己」有無智慧，是為免因自居「全知全能」，而「取消」他人的任何意見（不論好壞），導致自己和城邦都無法有「更好的可能性」。

 

另外，從文中情境觀察，蘇格拉底甘願受死，他的前提條件似乎是「熱愛」這個城邦（城邦養育了你的親朋好友及你自己）；因為熱愛，所以只能「服從」或「說服」城邦，這是與城邦簽訂默示協議的公民義務：當城邦犯錯時，提出建議，使城邦有改善的「機會」。

然而，當一個人不滿意城邦，又無法自由離開城邦，且下情無法上達時，糾正錯誤的「機會」似乎只剩：革命一途。難道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公民只能坐著「等」死？只能服從城邦？（直到某一天城邦能「自覺」錯誤），多少公民能經得起這種「等」，有待商榷。此外，摧毀城邦（把整個城邦砍掉重練）的過程固然會伴隨失序等負面影響，但這並不表示「革命家」不熱愛城邦，恰恰相反，正因為革命家「更熱愛」城邦（不願意看城邦墮落下去）才出此下策，畢竟，這是唯一改變現狀的機會。再者，革命乃是成王敗寇的事業，勝者稱為「國父」，敗者淪為「叛國賊」，但不會有人稱國父不熱愛城邦。

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

核心論題：知曉「啟蒙」之重要，卻無跡可尋；稍有不慎，便會跌入「未啟蒙」之泥沼。

關鍵字：安逸使人怠惰、徬徨無助、勇敢求知、啟蒙

一、自然意義上的成年人之所以樂於「受監護」狀態，可能出於懶惰（別人都替我安排好了，又何須事必躬親），也可能出於怯懦（棒打出頭鳥）；隨波逐流，便可享有舒適生活。對之，「監護人」之所以樂於替「受監護人」打理一切，僅是「愚民」便於管理、統治罷了。縱使出現幾隻「出頭鳥」，只要反覆跌倒幾次，失敗的恐懼氛圍便會瀰漫到整個群體，從此安逸於現狀。

 

二、而「啟蒙」便是透過公開運用理性使人獲得自由（擺脫自身招致之不成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裡，欲進一步討論的是：「適得其反」的隱憂。啟蒙運動，雖鼓勵人們擺脫「受監護」的不成熟狀態，但與此同時，作為輔助的理性主義亦伴隨而來；人們可能為了除去「過去的不成熟」、獲得自由，而紛紛迷信（誤信）理性和科學的新神話，對理性的極度推崇，只會再替人們套上新的腳鐐，更難掙脫這種受監護狀態，一如今日所示（理性主義、資本主義、專業分工三者合力，造就的安逸舒適圈）。但質疑理性不是反對理性，放緩步調更非放棄啟蒙。

 

三、作者雖呼籲「監護人」（包括但不限於統治者）應允許「受監護人」享有充分之自由，以利其勇於且有自信的公開運用理性，從而實現普遍啟蒙，惟此「外部」因素至多僅限於「給予自由」，絕不能再進一步給予其他幫助；理由在於：啟蒙的過程中，「啟蒙者」給予越多指導（也許出於呵護之心），只會使「未啟蒙者」越習於依循指引好的方向（仍是讓他者替自己思考），僅僅只是模仿或被牽著走，而未能作出任何出於自身的「嘗試」，終歸停留在「未啟蒙」的狀態。未曾跌倒過的「學步」，難以期待獨立步行。或許，這也是為何「啟蒙」如此艱辛的原因：明白要追求啟蒙，卻無跡可尋，而時感無助。

 

四、此外，作者認為，對於「理性的私人運用」可嚴加限制，當一人作為維繫公共利益運作的「小螺絲釘」時，「服從」更勝於「運用理性」（不難想像，保家衛國的軍隊，要的是無條件接受命令的大頭兵，而不是衝撞體制的革命家）。除此，我認為理由尚有：使用理性於私人領域時，不全然是為了改革進步等良善目的，甚至可能無涉公共事務（於公，是藉由公開批評創造「新的可能性」）。再者，非出於善意的想法、思慮不周的建議、未經謹慎檢驗之「理性的私人運用」，有變相為濫行指摘的風險，自應有所限制。從這種「小螺絲釘」（於私）的服從性，不難看出作者何以認為「唯有手中握有強大軍隊以保障『公共安定』的君主，才能夠說一個共和國不可以斗膽說出的話：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麼都行，只是要服從！」，皆因啟蒙所需的自由，無法脫離由「小螺絲釘」構成的根基而獨立滿足。啟蒙的發展，對那個時代而言，就是如此矛盾。

 

 

政治教育

核心論題：倘政治既非純粹瞬間反應，也非人為預設縮寫，「政治活動」在這片汪洋中又該何去何從？

關鍵字：政治教育、迷茫的不安感、傳統的暗示、燈火闌珊處

 

摘要：

「政治」猶如人們在無邊無際的海洋上航行，既無終點，也無落腳處；「政治活動」能做的事就只有好好掌舵（使用傳統資源）讓船不致於被大海吞噬，而平穩的浮在海面。隨著航行的腳步，旅途總會遇到挑戰，改進之道，則藏在行為傳統背後的暗示，無法在傳統之外找到（各船的行為傳統因時因地而不同）；也因其相應於傳統的在地性之故，而不致「水土不服」或「擱淺沉沒」。純粹的瞬間欲望、預設縮寫、行為傳統，誰都不能取代彼此，如此，始能見著政治的活動性。

篇章結構：

一、在談論由「政治」和「教育」兩字構成的「政治教育」前，勢必得先理解「政治」本身。（尤其在這將政治貶義化的當代，更有解釋必要）「政治活動」如同其他所有活動，內含某種從事活動所需的知識，且這種知識可助於理解政治教育的性質；惟此知識非單純的「定義」性描述，徒有定義，不僅無法看見政治的「全貌」，亦無從正確理解內含在其中的政治教育。

二、有論者將政治理解為「純粹的經驗活動」，而包含在其中的知識不過是反映自身「欲望」的知識，包含在其中的教育則更為荒謬：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顯然，這種「純粹的經驗活動」不是對政治的正確理解，因為「欲望」毫無方向性可言，自無從展現出政治活動應有的「具體」活動樣式。

三、亦有論者將政治理解為「以『意識形態』為指導的經驗活動」，政治不過是將當下的社會安排「貼近」所選意識形態的活動而已。意識形態是人為「預先設計」的抽象原則、預先為政治活動「設定」應追求的目標：哪些事該做，哪些事又不該做。從而，為這種活動提供了某種方向性，看似符合了政治活動應有的「具體」活動樣式。

然而，「意識形態」其實是從所參與的政治活動中，抽取出來的「產物」，因為任何意識形態所設定的追尋目標，皆是對「既有」政治方式的反思後，才發想出來的；換言之，在時序上，政治活動必「先」於意識形態而存在。因此，「以意識形態為指導的經驗活動」也不是對政治的正確理解，其已倒果為因。

四、作者認為，政治活動是從人們既有的行為傳統而生，而既有的政治形式是透過追求隱藏在行為傳統中的「暗示」來改進。追求傳統的暗示，則是對尚未實現但有待行動的東西進行之「探索」；當某個「暗示」被發掘時，人們或會稱之為「進步」、「補救」、「承認」。

然而，傳統的暗示不僅難以捉摸，也無偵錯工具，在追求暗示的過程中，人作為不完美的生物肯定容易犯錯，事實上也常常犯錯。誠然，追求傳統的暗示「無法保證」成功改革，但其作為改革的條件之一，可避免我們陷入一種虛無困境：什麼都對，也什麼都不對。茲有附言：「行為傳統」絕非守舊不變，其仍具有流動性質，只是這種經年累月的「變」緩慢到好像「未變」。

五、政治教育不只要理解行為傳統，更要與行為傳統「對話」（探討傳統的暗示）。此刻在我們面前的傳統，無疑與過去有所關聯，得要回首那個時代人們的所思所緒，藉此理解行為傳統對政治的理解；以免將（脫離語境的）特定政治形式誤認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忽略了一時、一地的因素。無視行為傳統的危險，自不待言。

此外，除本地的行為傳統外，亦須探究他地的行為傳統，與之比較，或許能「意外」發現本地傳統中尚未被注意到的暗示，也避免故步自封。最後，作者指出，「政治哲學」雖無法在追求傳統暗示的過程中引導我們，但其能增進我們對政治活動的理解，從而，避免我們被諸如意識形態或純粹經驗等誘人口號吸引（欺騙）而無法自拔。

政治中的理性主義

核心論題：「政治」究為何物？

關鍵字：書呆子政治、理智的清洗、創造性毀滅、進退維谷

  

1. 理性主義者堅信，「技術知識」始於確定也終於確定，其所追尋的「理性」亦必然為某種自始至終且不容置喙的確定性概念。而在「理性主義政治」中，「政治」需要什麼或應該回應什麼，亦當由「理性」來決定，因為理性是超越一切時間和環境因素、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公式；依此脈絡，將無可避免導出以下結論：社會根深蒂固的利益、人們普遍接受的信念都「無關」政治的需求。
   
2.  
3. 為何「政治」不應該是「理性主義政治」？可能的回答是，技術知識無法超越反映其自身內容的書本或規則，因為它始終僅存於書本的封面和封底間。技術知識（書本）固然便於死記硬背，但正是這種機械般的僵化應用，使讀者至多成為一位逼真的「模仿者」，而無法「青出於藍」：因為那些能超越書本範圍的「實踐知識」都被理性主義者視如糞土。而這種模仿的局限性則是：一脫離教科書預設的情境時（「人」的不可預測性和多樣性，不言而喻），「模仿者」只能手足無措，因為他除了「技術知識」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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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將上述假想套用於「政治」中：崛起的新興統治者在面對各種傳統問題時，僅能求助於「書本」，因為其缺乏政治經驗和政治教育；在面對未預料的問題時，也僅能求助於「書本」，因為其缺乏政治經驗和政治教育；縱使其終於發現空有技術知識不可行時，仍無法擺脫「書本」，因為其缺乏政治經驗和政治教育。正如作者所述，理性主義政治最大的危險並非是因失敗而造成損害時，而是其展現出表面的成功時：一點點的成功，就加深了人們對「理性」的崇拜，即使失敗，人們也會認為這只不過是其中一種理性主義失敗而已，替換成其他「理性」即可。如此反覆循環，不假時日，整個社會的人們都會拜倒在「理性」的石榴裙下；那時，便不會再有人討論何謂「正確」，因為理性就是正確，理性就是答案。從而，人們只會問計畫採取的手段適不適當、符不符合「比例原則」，因為自理性選定的計畫必定是正確的，無須多言。
   
6.  
7. 為何充滿傳統、偶然和短暫事物的「政治」（或者說兼具技術知識和實踐知識的政治）勝於「理性主義政治」？回答呼之欲出：理性主義只願承認「技術知識」，並拒斥此外的一切，致其終究無法超越「模板」的答案（更遑論，往往是對模板的拙劣模仿）；也因其否定一切之故，社會、傳統、習慣無從被接納改良，亦無從借其之手檢證「理性」是否正確，蓋打從一開始，理性主義就拒絕與這些東西「對話」。簡言之，「理想主義政治」試圖消除一切不完美，卻把能輔助其成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傳統知識」丟棄，導致其注定無法成就近乎完美的史詩（指與此時此刻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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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曾幾何時，「理性」中的懷疑精神，只指向他人而不及於自身。

自由教育與責任

核心論題：「自由教育」何以維繫政體於不墜？

關鍵字：自由教育之目的、政體的解毒劑、受教者之責任、知行合一 

  當今社會，將「齊頭平等」奉為圭臬，「尊重」則成為迴避問題的最快方法，文化、政體，乃至於統治者都成為相對性的概念，而沒有稍加思考的必要；這使得「現代民主制」僅是由一群缺乏公共精神的平庸大眾所構成，更不用說在科技和專業分工的加成下，「市民」往往關注私人娛樂勝於公共事務。

  與之相比，作者認為，原初意義的民主制是由普遍賢良為基礎的政制，所有或多數的成年人都有美德和智慧。為使我們能從現代民主制昇華至原初意義的民主制，作者指出，須以自由教育作為政體的「解毒劑」，培養富有公共精神和眼界的「公民」，如此方能將「因放任而充滿垃圾的菜園」回復為最初作為培育心智的菜園。

  續前，如果「選賢與能、賢人統治」代表最佳的政體，那麼「自由教育」在這過程中又是如何發揮其解毒功效？或許，可能的回答是，囿於現實因素，受過「自由教育」的公民雖然通常不是統治者，無法以一己之力扭轉現狀，但公民可將所受的教育內容傳遞給其他市民，或已知或潛在的統治者，透過經年累月的影響，逐漸「接近」原初意義的民主制；即便看不到盡頭，也非試不可，因為「教育」是少數可由人力嘗試的方法。如此，自由教育才不會僅限於最上層精英的私塾，或是淪為單純的掃盲政策，而遭多數市民唾棄沒有學習實益。換言之，自由教育除了傳授能成為「公民」的內容外，更重要的應是：使公民實踐其所學、投身於公共事務中，否則單有知識，自由教育仍無法發揮其「解毒」功效。

理想的追求：「完美」真的能夠觸及？抑或是「先知」的一場豪賭

關鍵字：烏托邦、先知、活人獻祭、

1. 從文本中可得知，悲催的俄羅斯人、理性主義者，甚至是如同蘇格拉底般的偉人，似乎都相信存在著一個可邁向烏托邦的「答案」，而答案既然「存在」，則理應可「被發現」；因此，結論似乎都會導向：應動員整個社會去尋找「它」，畢竟烏托邦一旦成真，所有的代價都能「甘之如飴」，沒有什麼事物能比烏托邦更有吸引力。柏拉圖更認為，掌握這種近乎於真理的「答案」的人，應該是、也必須是率領群體的領袖，並運用前述理性方法，為社會設定「正確」的方向，如此，方能實現理想中的完美和諧社會。
2. 姑且不論所謂的「答案」是否真的存在，本人認為，自然科學的運作邏輯是：在安全的實驗室裡不斷「實驗」來檢驗所持假設，排除所有錯誤，最終得出「唯一」的答案；但同樣的「試錯」方法，恐無法移植於本命題中，理由在於，社會不一定能經得起無限次的「試錯」，每一次的實驗，都可能令社會付出後人所認為的沉痛代價，諸如戰爭、革命、暴力事件等。社會能承受的起多少代價，容有疑義，或許在找到「答案」之前，人類可能已滅絕於找答案的「過程」中。縱退步言之，突然出現一位「先知」，自稱自己掌握了「答案」，我們也無法判斷其虛實（畢竟「答案」本身就是如此飄渺），亦無從確定先知獲得權力後，果能踐行前述「理性的方法」，高尚的口號確非「奪權」的藉口？再者，習慣於先知的「教示」後，將喪失作為「人」擁有的基本判斷力，倘先知突然失蹤或潰堤，此刻的社會無疑將陷入不知所措的深淵中。換言之，於此情形下，跟隨所謂的先知，何嘗不是一種盲從？又何嘗不是替自己套上「人造」枷鎖呢？最終，「答案」不僅沒找到，只留下了悲劇故事，兩千年來的歷史，便是最佳的印證。
3. 「完美社會」固然富有吸引力，但追求理想並非一蹴可幾，前人故事再再顯示越是急於找尋「終極」答案（或急於追隨自稱擁有答案的先知），只會越容易打破所有雞蛋。先知透過情緒的渲染令整個社會處於獻身般的狂熱，迫使群體中的每個人成為這場賭博的「籌碼」（當然，也可能是因所處境遇的悲慘，而不得不孤注一擲，期盼先知能解決眼下的「問題」，畢竟已無路可退）；但以結果論，沒有一位先知能在這場賭局中獲勝，僅僅只能自我欺騙：「答案」快要找到了，所作一切皆是為了後人的幸福，避免理想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