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假定在蘇格拉底申辯後,你打算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你會說甚麼?
雅典是發展最好的國家,民主是我們最榮耀的制度,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主是進步的象徵、溝通的渠道、取得共識的方式,同時也是相互爭對的利刃、可能失效的抗生素甚至是慢性自殺藥,真正可憐的不是軍國主義的斯巴達或其他落後城邦,而是錯誤運用民主的雅典。
蘇格拉底是所有人之中最具智慧的人,不是因為他知道的最多,而是他能分辨知與不知。不知道自己無知之人,怎麼看得清楚這個社會?怎麼了解這個社會需要什麼?怎麼能指望這些人懂得民主並適當運用民主?蘇格拉底使你們生氣,是因為他說出了真話,大家明明知道他說的真話讓你們無可辯駁,你們卻選擇生氣然後讓他死亡,而不願意承認他說的或許沒有錯,最後你們用民主掩蓋對他的私人情緒,這改變不了他說出的事實。
如果民主落得只是排除異己的功能,還有誰敢像蘇格拉底一樣說出讓你們生氣、懦弱的真話?如此,雅典將只會有一群自以為是、拉幫結派的無知者,還有裝傻卻有知的啞巴。
2.倘若少數人因恐懼而噤聲,你是看似無人敢於公開反對的多數人,該如何自制於不侵犯少數人?
如果能將多數和少數計算成實際比例,以比例大小作為談判的籌碼或權力的多寡,保障少數的聲音必定以妥協形式納入決策中,或許能讓少數被尊重,且降低多數侵犯少數的可能性及程度,當然這個想法會讓溝通的過程變得攏長,什麼大小的少數才能變成納入參與的一方,以及該如何完善制定出一套相應的制度,這些都是缺點與困難。
我認爲公共事務在決策時,一定會犧牲某部分人的利益與快樂,侵犯是無可避免的,多數對待少數人保持尊重(但沒有要採納)、傾聽他們的意見、相互了解等,只是空口說白話而已,在民主國家中,大家只會在乎誰是多數、誰贏得選舉、誰有掌握權,很少人真的會去顧及少數人的利益,因為多數終究是能做決定的一方,因此我認為透過改變制度,讓相對多數的少數能對多數有所制衡,才能不被侵犯。
當多數人握有權力又無法被制衡時,不可能不侵犯少數,我們也不可能奢求多數人都有自制的意識,因此最簡單、粗暴、直接的方式就是從制度著手,雖然制度的設立不代表它一定能照著應有的樣子運作,至少能阻礙有心操作者。如果不依靠制度,而是立下一個不成文的慣例,讓多數尊重少數且願意採納其意見的慣例呢?現實世界有許多不容挑戰的慣例,有些持續運作,有些則被打破,人群和仇恨的力量太過強大,也難以控制,不成文法或許是可行的方式,但人心的不確定因素不可控,因此難以被信任並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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