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敞視主義

核心論題:

一、紀律與法律之異同?

二、紀律是人為亦或自然形成?

三、紀律是否代表先驗的正當性?

關鍵詞:紀律的根本性、紀律的無定型形成、存在非先驗的合理

正文:

文章開篇，傅柯透過17世紀時歐洲防範瘟疫的方式帶出「紀律」的角色，在瘟疫的控管過程中，我們看到權力的運作滲透進人們生活的每一細節，從飲食分配、外出時間、生病了是否可以被醫治，何人可以被醫治等皆在其內，在瘟疫的防治規範內，空間被區隔，人們被貼上標籤，使其所作所為皆在監視範圍內。而這種方式無疑是有效的，透過紀律的建立，瘟疫的擴散得到了有效控管。

而所謂「全景敞視建築」也即表現這種紀律之理想建築形式，再這種建築體內，受監視者可以被劃分群類，同時其言行皆保持在一種持續可見的狀態下，這讓權力的作用可以輕易滲透其中，在邊沁看來，這即是一種紀律的體現，而其認為，透過形塑管制者與被管制者間的這種監控關係，將有助於整體效益的提升，例如上文的瘟疫管制。

但有趣的是，作者在文章後段卻強調紀律是一種「反法律」，這不禁令我感到疑惑，紀律與法律的目的皆在於建立秩序，何以作者要如此強調?就我看來，此處想表達的反法律或許不代表紀律與法律兩者間是一種互斥關係，而是想強調紀律更具備一種「根本性」，在法律規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皆受同樣的制度所約制；但紀律，卻是一種不平等的關係，有管制與受管制之別，在某些時候，紀律可以呈現於法律良好的運作之下，例如現代多數的民主法治國家屬之；但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當一國的法律與實際政治運作狀況出現落差時，它的法律運作更多地淪為形式或可輕易遭到修改，但紀律關係卻仍不可否認地存於其中，例如某些極權、軍閥統治時之國家。

但在此之下，卻又令我衍生出第二個疑問，即紀律從何而來，以瘟疫的管制或是全景敞視建築設施的設立來看，似乎其是可以在有權者刻意之下形成；但事實上，紀律似乎必定存於團體之中，差別僅在於鬆嚴程度而已，小至家庭，大至國家，當個人在團體中被賦予角色時，有形或無形的紀律必然隨之存在，就像作者在文中提及的工廠生活，白紙明文的勞動契約是一回事，但隱性的紀律卻又是另一回事，換言之，當個人存於團體，且具合作意願，則紀律必然存在且能正常運作。由此來看，紀律的形成似乎沒有一個定型，或人為塑造或在環境中自然形成。

而在最後，我想問的是:紀律的存在是否即代表正當?

若如我在上文所述，紀律的穩定運作來自於團體中人們的認同，這樣來看，紀律似乎永遠正當，穩固運作，甚至不存在變動的可能。但事實上，人們的認同存在程度之別，在某個紀律下可能是發自內心認同、有所不滿但還能接受、忍無可忍等等。而正是因為認同上的程度差異推動了紀律的變遷乃至推翻再重建。也因此，若作為管制者或是紀律中的上層，對於紀律，我們不當有存在即合理的認知，而應體認到當變則變，視他人反饋及環境的變動做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