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論

 時至今日，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政治思想典籍，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 

我認為是的。對於問題後半部的「肯定」，會連帶「肯定」問題的前半部，理由詳後。

（一）由於每位同學皆受過國民義務教育，亦聽過社會契約論的概念，那麼首應探究者，便是高中公民課就社會契約論，傳遞了何種內容：

高中公民老師（乃至部分大學科系）於授課過程中，通常會曲解作者的原始意思，導致高中生只知「公意」係源於全體一致且出於自願的明示（或默示）同意，並推演出「『公意』永遠是公正的；『公意』促成『公益』；凡有不從者，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從而，導出偏誤的結論：「多數」即正確、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注意，這句話的後半段不見了），不然就是破壞社會契約和共同體的公共敵人。

這個自「高中」產出的偏誤結論，應用於此時此刻，便是同胞只願也只會訴諸「對決式民主」、同胞拒絕定期審視締結的社會契約（訂約完，就不在乎了）、同胞拒絕辨明行使「公意」賦予權力的那些同胞，是否確實「依約履行」（受託的同胞違約時，亦不撤換）。由此所生之苦痛與危難，你我均體驗過，且持續上演中。

為何如此？皆因公民課本只見「公意」的頭（從何而來）與尾（結論主張），而完全忽略作者對於達成「公意」設下之種種「條件」（如何可能）。例如，「公意」須建立於「全體」充分了解所涉情況並經充分討論，且公民間無任何勾結關係後，方能產生良好的「公意」結果；且「公意」不能也不會要求無關共同體利益的個別事項。而缺乏此種「條件」的集體，至多不過是由個人意志（私益）疊加而成的「眾意」而非「公意」討論，其結果也將是以犧牲共同體利益為代價，滿足個別的私人意志。（此時，單純計算得票數亦將失去意義，因為多數並非出於全體的自由意志）

無疑，倘典籍內容「完全相等於」高中公民課所學，那我們肯定沒有重複閱讀之必要；但現實顯然不是如此，那我們自應好好重新檢視這部典籍，因為所有學生皆因高中公民課而接收了「錯誤」的概念，且這種「錯誤」若不除去，將造成足以分裂共同體的嚴重後果（典籍的重要性），故時至今日，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這部典籍。何況，（政治學系的）大學生應該要與（只上過公民課的）高中生有所不同（即除去前述「錯誤」），否則，「政治學系」無由作為一個獨立的大學學科。

（二）在回答「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這個問題前，我想先闡明本系的教學目標：政治學系的學生，有能力和意願「糾正」共同體以及同胞們。

詳言之，閱畢典籍後，理應可期待「讀者」除去國立編譯館之荼毒，養成政治方面的判斷力（例如：不盲從），但這僅僅只是從「高中生」蛻變為一位「公民」而已，尚不及「政治學系」的目標。我認為，政治學系不應只發揮「消極」作用（防止學生盲從，淪為「幫兇」），更重要的是，本系塑造出來的學生能提供「積極」作為（揭穿幻象，成就更好的共同體）。試想，一個成天在研究「政府、體制、城邦、共同體、公民」的科系，何以不談論「改善」現況的可行方案？（務必記得，懷疑政治、質疑政治，並非要捨棄政治或反政治，而是為了給出「回應」，以便健全政治）

此外，我認為「『糾正』共同體和同胞」這件事，不僅是政治學系的目標，更是這個學科的「驕傲」所在（試想，拯救同胞和維繫共同體於不墜，難道不值得作為一項志業？難道不值得讚美和感到光榮？）。然而，時至今日，這項「驕傲」正被法律人奪取，當政治學系逃避「最爭議但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問題」時（例如：明知問題所在，卻未曾嘗試解決問題），法律學系便會積極介入，自居共同體和人民之保護者。

務必記得，司法權介入的理由往往是：「政治」無法有效保護人民和國家，政治程序流於「多數暴力」。這簡直就像法律學系狠狠打了政治學系一巴掌，因為這原本並非「法律人」應該做的事（美國制憲者賦予司法權之任務，僅有審判和斷罪，不包括裁決「眾意」）。當作為「最後」一道防線的「法律」開始運作時，即意味著作為「最初」守門機制的「政治」已經失靈了。再次強調，司法權之所以介入共同體，絕非大法官的保守或自由立場所致，而是「政治學系」全面棄守自身的目標和榮耀使命，使法律人不得不肩負起「糾錯」的角色，避免共同體真的瓦解，一切回歸自然狀態。

或許，這也是為何高中常將政治學系和法律學系合稱為「法政學群」：因為法律學系正不斷拾起政治學系丟棄的各種重要價值。試想，「正義」、「平等」、「公正」一詞何時竟成為法律人的專屬代名詞。本系若持續棄守上開教學目標，那在可預見的將來，政治學學士絕對在法學士面前抬不起頭來，不僅僅只是物質利益方面的評價，而是因為法律人在「糾正同胞和共同體」這件事上，做的比本系多，甚至做的比本系好，這應當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三）稍微借用上週兩位黃同學的論點。誠然，18世紀後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同等或更好的政治哲學作品可代替「社會契約論」，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刪除必修課的理由；如果我們都同意某個「核心價值」（因人而異）是本系的教學目標和存在理由，那我認為，任何能傳授該核心價值之途徑皆有成為必修課的「資格」（例如，此處我認為的政治思想），而非反以「尚存其他途徑」為由，否定特定途徑作為必修課的「資格」。一旦否定一門必修課，即代表同學認定該課程「完全無助於」達成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情境 1 ）。因此，這也是為何我認為「政治學系仍應安排政治思想為必修課」以及「政治學系的學生仍有必要閱讀政治思想典籍」的原因，蓋既已肯認其具「核心價值」，便無法僅以純粹的知識「途徑」為由，否定其作為必修課的「資格」；除非有其他更好的理由。

誠然，不讀洛克、托克維爾、柏拉圖、康德、盧梭等人之著作，並不會因此損害作為「人」的智慧、健康或精神，但我們這裡欲討論的對象是「政治學系的學生」而非單純的「人」。否定一門必修課，即代表同學認為該課程的核心價值應「完全仰賴學生自行探尋、自主學習」（情境 2 ），然而，如果某項「核心價值」重要到足以構成本系的存在理由的話，那麼理應全體政治學系學生均與之接觸，而非僅傳授給部分的本系學生；否則，所稱之「核心價值」其實根本不是核心價值。我認為，「核心價值」應係指「每位」本系學生均應具備的共同根基，關乎一個科系期待塑造的學生特質。再者，納入現實考量，反更應支持我的論點，蓋必修課之所設，係為在短短4年內（或不到18週內）以最大效率引導學生，接觸本系的核心價值，成就本系的教學目標（避免「想學的學生」，不得其門而入）；否則，大學大可取消修業年限的最高上限，任憑學生花數十年無師自通。

至於，學生的入學動機為何（例如：拿到畢業證書），在非所問，因為那無關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或核心價值；特定科系的學生若無法達成特定科系設定的教學目標，便不應授予該人學位，這才是「大學」原有也應有的本質。舉例言之，如果政治學系學生僅止於「不盲從」而無法直面挑戰問題（只有「知」，缺乏「行」），那應該授予該人「社會系」或「哲學系」學位，或是將本系改名為「社會科學系」（因為社會科學不一定要探究政治學系的研究領域；如此始能解釋，為何本系訓練出來的學生，僅有一部分的人能達成前開政治學系的教學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