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重要性
關鍵字:啟蒙、敢於認識(Sapere aude)、公開理性、私人理性
核心論題:為什麼運用自己的理性如此重要?這已經是個精密分工的社會了,為什麼不能讓「思考」成為某些人的職業,讓他們來替這個社會思考?
摘要:康德在這篇文章中闡述了啟蒙的核心精神,強調啟蒙是人類擺脫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並學會自主使用理性的過程,並指出這個過程需要勇氣,呼籲大家要敢於認識(Sapere aude)、有勇氣的使用自己的理性。此外,康德認為人類普遍處於受監護狀態,是因為「懶惰與怯懦」的心理驅使人們依賴外部權威,逃避自主思考。所以為何運用自己的理性如此重要?在文章中康德沒有直接明顯的論證,但隱約能感受到的是他認為啟蒙才能帶來社會的進步。
篇章結構:
(一)康德提出「受監護狀態中走出來」這一概念,將「啟蒙」定義為一場解放運動,在此並非僅僅強調要解放人類的理性,使其擺脫「非理性教條」的束縛。而是主張人們應該奪回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擺脫「對權威的依賴」。康德指出,人們往往習慣於依賴權威或知識分子為他們設計生活方式,自己只需服從安排,便能過上舒適的生活。然而,康德緊接著揭露了「監護人」的真實意圖:他們其實是擔心大眾會開始獨立思考,從而失去對大眾的控制,社會將變得混亂。因此,這些「監護人」總是在防範大眾試圖擺脫他們的影響,繼續保持對他們的思想掌控。康德認為,這是許多知識分子抱持著一種錯誤的恐懼,這種恐懼只是一種誇大的藉口,並非真實的威脅。他相信,獨立思考不會導致社會的崩潰,反而是實現真正自由和進步的關鍵。
(二)啟蒙不僅是個人層面的理性解放,更涉及整個社會集體意識的轉變。康德強調,啟蒙時代標誌著社會成員開始具備一種自覺能力,能夠在參與社會的同時,跳脫社會結構,反觀社會中的問題。這種雙重角色——即身為社會的一部分,卻又能批判性地審視社會——推動了社會共同論述的形成與深化。這種共同論述的形成,是社會變革的真正力量。康德認為,僅靠一次性的革命或政治變動,無法真正改變一個時代的思想。只有透過持續的啟蒙與教育,使社會大眾逐漸具備批判性思維能力,才能讓思想在根本上發生轉變。
(三)進一步,康德認為,理性的使用可以區分為兩種:「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所謂「私人理性」是指個人在其角色和職責中,為了履行社會賦予的任務而進行的理性運用。這種理性運用是有限制的,因為社會的正常運作需要某種程度的服從與規範。例如,繳稅時不應每次都質疑繳稅的必要性,軍隊中也不可能每個命令都需要即時討論,否則社會將無法高效運行。因此,私人理性往往需要受到一定的約束,以確保社會機制能夠順暢運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不應該被討論。「公共理性」的作用正是在於,當個人脫離既定的社會角色,面對整體社會進行反思和批判,針對制度、規範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種公共理性的運用是開放的,它涉及個人不再只是遵循命令或規範,而是將理性帶入公共討論,對整個社會進行思考。
(四)至此,康德所提倡的「Sapere aude!」(勇於認識)成為一個關鍵的號召,提醒我們每一位公民都有責任運用理性,理解社會制度背後的論述,並敢於質疑那些不合理的規範和權威。這種「批判性思考」不僅僅是個人權利的體現,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即便許多人具備這樣的認識,當他們試圖擺脫「受監護狀態」時,往往因為害怕承擔獨立行動的風險而退縮。這一點在現代民主社會尤為明顯:即使我們擁有言論自由和參與政治的權利,許多公民仍會選擇順從現有的制度與權威,而不積極參與公共討論或挑戰不公正的制度。然而,康德所強調的公共理性正是對抗這種惰性與恐懼的有效工具。當公民能夠公開運用理性來指出社會中的錯誤、揭示制度的缺陷、甚至是闡明那些被忽視的公平與正義問題時,才能推動社會進行深層次的變革。
上次作業繳交的有些倉促,第四段沒有好好表達,加上上課過後有其他想法,在此補充:
回覆刪除(四)扣回現代民主社會,也處於一個正在啟蒙的世代。即便許多人具備所謂的公民意識,但當他們試圖擺脫「受監護狀態」時,往往因為害怕承擔獨立行動的風險而退縮。在民主社會中,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我們擁有言論自由和參與政治的權利,許多公民仍會選擇順從現有的制度與權威,而不積極參與公共討論或挑戰不公正的制度。又或者說這是民主時代公民意識的一種缺失,現代社會仍然沿用過去的思維方式來要求公民具備某種「德性」,好像公民意識只是個人修養的一部分,忽視了公民參與應該是理性與批判性的過程,而非盲目順從僅僅是被動接受「公民意識」的灌輸。
至此,康德所提倡的「Sapere aude!」(勇於認識)成為一個關鍵的號召,提醒我們每一位公民都有責任運用理性,理解社會制度背後的論述,並敢於質疑那些不合理的規範和權威。這種「批判性思考」不僅僅是個人權利的體現,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在文本中康德強調公開運用理性(Public use of reason)是幫助對抗人們惰性與恐懼的有效工具。當公民能夠公開運用理性來指出社會中的錯誤、揭示制度的缺陷、甚至是闡明那些被忽視的公平與正義問題時,才能推動社會進行深層次的變革。
先前用「公共理性」一詞,老師在課堂中提示有詮釋發展的空間,引發我另一層次的思考,康德所稱的「公開運用理性」與我所想的「公共理性」是否為同一概念?
再看了一次文本後發現,康德將「公共使用理性」理解為個人作為學者或思想者,向廣大的公眾使用理性進行批判性思考和論述的行為。這種理性的使用不限於個人私領域的具體職責,而是面向整個社會,參與公共辯論、對話和批評。例如,學者撰寫文章、書籍,發表對社會制度的批判或改革建議,這是「公共使用理性」的表現。而我所指的「公共理性」是理性思考的廣泛普及,成為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基礎,如民主討論、法治原則中的理性辯論。這不再只是學者、知識分子的權利或責任,而是整體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也就是將個人理性思維延伸到社會體系中,讓理性作為公共議題中的核心價值。
公開運用理性是個人自由的發揚,也是檢驗國家與社會是否處於文明狀態的依據。但公開運用理性的後果,除了要承擔各式責任,引起論辯,廓清問題,則是最受鼓勵的效果,而眾聲始終喧嘩,可能是最好的常態。公共理性不宜往定於一尊而成為標準的方向發揮,對這個詞的中文理解勿寧是對人類理性能力用於眾人之事的決斷的信任與尊重,相信同胞或任何人皆有資格和能力,善用理性,達成最可行的最佳方案,即使必須妥協,也彼此明白何以有所為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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