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自由、啟蒙、君主、雙重身分
核心論題：自由為何可以使大眾啟蒙，君主應是甚麼角色？
摘要
啟蒙乃指人們從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走出，需要勇於運用自己的理智，脫離於他人的指導。
康德的觀察似乎貼近人性，受監護狀態的忽視讓人怯懦於使用自己的理智，接受指導下的理智運用使我們無法脫離腳鐐。儘管有些人可以通過自己的修養脫離受監控狀態，但一旦宣揚，大眾又會在一次地被套上枷鎖。過去的革命看似不斷的進步，但其僅是擺脫了當下一時一地的被壓迫狀態，無法在真正意義上進行成功的啟蒙革命。
啟蒙需要自由，能夠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才有可能在大眾之間實現自給的啟蒙，在此種狀態下，人們像學者(我想準確地說是一種忠於內心而不受外在桎梏的立場)一樣，通過著作給予讀者理解，然而只要涉及共同體利益的事物，這樣的理性應該限制，讓政府協調迫使學者們以公共事務為目的，純然被動的行事。康德用神職人員的例子說明這種限制為何無害於理智的發揮，甚至有幫助自由的維持。教士在其身分的框架下，需要照著教會的宗旨行事，宣揚教條，在教眾面前運用自己的私人理智讓人們對於信仰更加堅定；然而同時神職人員通過著作對世界說話的學者之時，卻是用他自己的人格說話的，透過對當前制度的針貶，而不斷延續下去，既不妨礙思想守舊的民眾，也保護了擁有更好洞識，想要改變宗教制度的信眾。
文章最後的場景有點突然（但我想可能作者是為了回應當下，論辯至若啟蒙帶領公民生活中的一群學者褒貶當下，能夠集結起來對君主提出建議，換句話說便是對於政治的思考與討論已然轉移到公眾的視野當中而非僅存在君主的議事殿堂），一國人民究竟是否能通過決議產生作為法律的一切，並且承擔它？這個問題引出了君主以及公民的意見的關係，君主應該下放多少的自由，以及如何讓人民運用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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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限制與人民擁有啟蒙的自由在過去的論辯無疑讓人認為是同一條繩子上互相拉鋸的緊張關係，人民必須通過舊權威的殞落，才能革命成功，表示大眾得到了自由而看似啟蒙。然而，我認為康德指出的啟蒙的所需的自由並不是這樣的關係，自由不是失序或怯懦的代名詞，應要讓人們有個立足點對於君主提出不同意見，而才能造就啟蒙的環境，正如最後一段：「一種較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似乎有利於人民的精神自由，卻給他設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制，與此相反，較小程度的公民自由卻給了這種精神獲得了盡其一切能力展開自己的空間。｣
我認為康德的描述包含了一種雙重身分的隱喻，又或者是說人們的生活註定穿梭在這兩個狀態之間，其一是為了使政體運行，為了治理，人們必須服從，以確保我們能夠有安全穩定的公共生活，做為一個社會中的齒輪讓政體如機器般運作，繼而透過已啟蒙的君主才能讓人們能夠跳脫出自己的視角，成為公共生活的一份子，做為學者去思考全體利益，對時事提出針貶。而君主也必須不畏懼人民所提出的意見，接受坦率的批評，讓人民可以自由地眾人建構出來安全生活中，而不是停留在粗野的狀態，等待他人指導。服從與啟蒙看似對立的關係，卻深化了自己與公共生活之間的角色，無可避免的時感緊張，卻也是能夠讓理性發揮之自由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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