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論題：人們應勇於脫離受監護狀態，運用理性能力；自由作為普遍啟蒙之條件，應當受到限制。否則所招致的可能是啟蒙的反面。
關鍵詞：受監護狀態、啟蒙、啟蒙的條件、自由的空間限制
篇章結構：
全文共十段。
一、何為啟蒙？從咎由自取的監護狀態走出，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智。
二、啟蒙的困境：人們的懶惰與怯懦，使他們樂意被監護。監護者將他們視作家畜一般眷養，確保他們不要跨出心智的那個界線。然而康德認為，跨出心智限制僅是在試錯中學習（從未啟蒙的學步車中走出，跌倒幾次便學會走路）。但是這些人們往往因為摔了一跤而卻步。
三、啟蒙的困難：從未嘗試跨出那一步，也愛上了受監護狀態。習慣於章程、公式的輔助，而擱置自己的天賦。即使給了他自由，脫離這些輔助的器具，他仍然不習慣，無法跳過極窄的溝渠。
四、啟蒙之中的處境：公眾給自己啟蒙更為可能，只要有自由。有些人可以透過理性，擺脫了受監護的狀態。他們可以在周圍影響他人，傳播一些尊重他人理性的獨特價值與自己思維的精神。但在之後他們也可能在一些沒有啟蒙能力之人的煽動下，回到監護的桎梏之下。因此，公眾的啟蒙是逐漸達成的。透過一場革命或許會擺脫獨裁，但思維方式不會改變。舊的成見被新的取代，終成為大眾的學步帶。
五、自由作為啟蒙的條件及其限制：啟蒙所需的無非是自由，一種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但是民眾的自由會因為身分而受到限制，例如軍人、神職。因此康德問哪種限制是最不妨礙啟蒙？甚至有助於啟蒙的？理性的公開運用應當任何時候是自由的，做為一個學者的姿態面對世界的讀者；而私人的運用，也就是受他人委託之責（身分區別），可以受到限制，不會妨礙啟蒙。也就是對於涉及穩定秩序的某種機制，依舊需要有人被動的執行，此時不便爭論，而是必須服從。只有在公開作為學者的身分才得以自由運用理性加以批評。最重要的是，不會危害舊有秩序運作，這個自由才妥當。如同神職人員一樣，在教會面對信眾的時候，依舊要講述教義，經典的訓斥。典章制度當中仍有可能蘊含真理。但是跟世界對話時，他就脫離了神職人員的身分，作為學者公開批評跟對話。
六、有了理性之後，如何？啟蒙所對抗的就是監護人將監護以誓約的方式將其永久化。這是違反人性的。一國人民透過決議產出法律，允許他們公開的評論制度缺陷，該制度也持續被運用，直到這個評論被證實，才向君主提議。真正的問題是，這群民眾能夠承擔這樣的自由的責任？並且，這樣的法律絕對不允許這群成為公民的人成為不容質疑的宗教，取消時間，使改善徒勞無功，禍害後代。要提防一個人用暴力阻擋別人受到啟蒙。
七、我們已經啟蒙了嗎？不，但這是一個啟蒙的時代。人們敞開了為此努力的道路，普遍啟蒙的障礙減少。
八、已啟蒙的樣態：一個君主在宗教事務內，不去插足、預寫、規定任何東西。給予民眾完全自由，以經營他們的事物。在政府方面，使人們擺脫監護狀態，自由地在涉及良知的事物上運用理性。在這種統治之下，神職人員擁有自身的職責，也不失為一個有著學者身分的民眾，公開地闡述自己的判斷，以供檢驗。
九、啟蒙無害：對於立法而言，君主讓臣民自由地運用理性，對已立之法公開地批評，並且闡述擬定更好之法，這是有益的。
十、啟蒙的君主的樣態：他的職責就是保持穩定，並且也保證公民運用理性的自由。即使這看似矛盾，但無限制的公民自由，反而會因為人的不完美被限制；但是給了他們可視的界線，他們的自由反而能夠展開。最終，這種啟蒙反過來影響人民的性情，進而改變政府的原則，這是有益的。
感想：
有趣的是，前面幾週閱讀的文本離今年相去不算太遠。而現在回過頭去閱讀、討論啟蒙時代當下康德所寫的文章，應別有一番風味。過去閱讀Berlin、Oakeshott的文章，都會發現對理性主義及過於樂觀的理性方法的批判。那麼此篇康德，便是讓我們是直面「何為啟蒙（使用理性）？」以及他所提出的另一問題：「我們已經啟蒙了嗎？」。如果以西方人的觀點來看，啟蒙運動可能是讓啟蒙的光照亮歐洲大陸的開端。並且，康德訴說當代是啟蒙中的時代。那麼到了現代，我們除了持續反問自身是否已經啟蒙，還應當問：「還是我們在倒退？」
除此之外，康德在文章前面已經提過，人類要達成啟蒙，條件是自由。但是處處都有對自由的限制，那麼限制該如何進行？如何對啟蒙有利？康德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兩種自由存在之處境。有趣之處在於，面對自由的處境，用一種較為流行的問題來回應，可能就是問「為何不突破限制就好？」所以，康德在本文之中顯示出一種較為保守的態度。啟蒙固然需要自由，且康德也表明任何人都不應該壓制他人啟蒙的機會。但是，已經存在的秩序仍需兼顧。康德明言的部分是，啟蒙當中人們自由運用理性能力，是需要面對群眾，透過對話持續檢驗的。舊有的秩序是否需要更改，尚待時間證明。因此，若用康德常用的教會例子加以說明：一個神職人員不失公民之身分，能夠公開地運用理性，批判不適當的體制。同時也因為其神職人員的身分，在面對教會的群眾時，不會逾越本身職責的界線，畢竟，宗教憲章理面不一定不存在真理。教職人員因受他人委託，因此私人的自由被限制，但這是為了秩序的運行；然也因他具有理性能力，因此在公共空間，得以暢言批判制度的瑕疵。至少在我的觀點看來，這個公共空間得以運行，是建立在私有空間的穩定之上。
然而，透過康德的文本也可以看出，他對人類具有理性是肯定的，但是否能夠妥善運用，民眾是在持續的學習之中。因為他所未言明的部分就是，人類不完美。正是因為人類的不完美，所以才是啟蒙的時代，而非已經啟蒙的時代。較大程度的自由，毫無設限的自由，最後獲得的就是人們無法跨越自己的不完美。不如在一個設有邊界卻不妨礙人們發展理性能力的自由內，讓自己的心智妥當開展。換言之，君主的任務就是藉由良好的軍隊維持舊有秩序，並且如果這個君主是啟蒙的，那他便不會干預公共空間的運作。自由與秩序在此刻達成了良好的混合。
無論如何，康德所提出的理性天賦，其實給了民眾很沉重的任務。我們總是要不停歇地，嘗試擺脫被監護的狀態，在無法看到盡頭的啟蒙過程，不斷試錯，持續檢驗。若眼觀現代，仍可藉由康德的提問，反問自身：
1. 創造自己的規則，民眾有能力負責嗎？
2. 從康德的時代至今，我們見證了科技的進步，以及從舊有的威權走到新的民主。我們真的啟蒙了嗎？還是我們正在倒退？
但是，始終讓人費解的是，為什麼民眾不能選擇，甚至樂於被監護？在當代的台灣，仍有啟蒙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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