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啟蒙、理性、自由、社會秩序
康德將啟蒙定義為人類從「受監護狀態」中解脫出來的過程，認為阻礙人類成熟的是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勇氣。人們因懶惰和怯懦而甘願停留在受監護狀態；人性的趨向安逸、迴避挑戰，正是啟蒙如此困難，也皆是為何某些權力結構能夠長期存在。
公眾如何掙脫受監護狀態的桎梏？康德認為一場革命得以使公眾脫離前朝權勢的壓迫，但這樣的改革至多也就是受監護狀態的公眾從一個監護者換到另一個，本質上並沒有進步。欲使公眾真正的啟蒙，需要先提供人民運用理性的自由。然為維護社會的運作秩序，社會始終將會存在各種無法被拋棄的對自由的限制。面對這些限制，康德將理性的運用分為「公開運用」與「私人運用」，一個人身為軍官被長官命令，身為軍官的角色為維護共同體利益，應該遵守秩序並服從命令，在此時理性思考是可以被限制的；同時，軍官亦可以作為學者的角色，對軍務向公眾做出自己的批判與評論。此種自由與秩序的調和，既能維持社會秩序運作，也使公眾能洞視社會，推動社會秩序的改變與更新。
而公眾運用理性並批判的同時，君主也得提供公眾得以批判的環境，並且本身也得認知到自身的威望是基於全體人民意志的統一。君主應當能夠意識到自身的威望只是全體人民意志的集合，「『公開運用理性』的環境」並不是被自己「賜予」的，而是被理當實行的，當他認知到自身提供這樣的環境並不是「寬容」，則他就是已啟蒙的。
自由與秩序的拉扯，造就了得天獨厚的啟蒙環境—較小程度的公民自由限制理性的私人運用並確保公開運用，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從而讓人有更多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精神能力，進而與全體人民意志的集合（政府、君主）相互影響；而較大程度的公民自由則可能導致社會秩序與精神的混亂，從而限制個人真正的精神自由發展。總而言之，啟蒙即是在不坑爹的情況下鬥爹，任何一方倒了都是社會啟蒙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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